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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次，我曾開始寫“水死小說”，那還是我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我寫了《萬延元年的Football》（〖注〗 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開始在《群像》雜志連載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至同年7月結束，9月由講談社出版單行本。作者時年32歲。），認為自己的磨煉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說”試著檢驗這次磨煉的效果。我將小說開首那一章以及與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給住在四國森林里已年逾六十的母親，并在另附的信函里表示，希望媽媽讓我打開她在上海旅行時買回來的那只“紅皮箱”，查閱續(xù)寫這部將家父置于中心的小說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原本最早說起“紅皮箱”中塞滿了小說素材的家母并沒有直接回復，連小說的草稿也沒寄回來。無奈之余，我斷了繼續(xù)寫下去的念頭，卻于翌年夏天，在憤懣的驅使下，發(fā)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注〗 1971年10月，大江健三郎于《群像》雜志發(fā)表中篇小說《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在這部作品里，我將家父與孩童時代的我本人甚至連家母，都予以諷刺畫般的處理。

與家母一同生活的亞紗寄來了明信片，上面寫著：“相較于哥哥在小說結尾處寫的媽媽那些冷言冷語的臺詞，媽媽以更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你，說是我們只能與古義（我的慣稱）斷絕關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