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隨著城邦的興起，政治制度也發(fā)生了一種根本的變化。擁有大部分土地和兵器馬匹的貴族首領們業(yè)已將國王廢黜。這些富裕的武士建立了（oligarchy），也即由少數人統(tǒng)治的政府。寡頭們雖然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但也展現(xiàn)了堪稱模范的領導藝術、公民的理想主義和對文學藝術的大力贊助。然而，由于一些不期而然的、意義深遠的軍事和經濟變化，大多數寡頭政權最后都垮臺了。新的軍事技術淘汰了乘坐馬車作戰(zhàn)的貴族武士。步兵在戰(zhàn)斗中顯得更有威力——他們手持長矛，用盾牌和盔甲護身，排列成密集的方陣（phalanx）作戰(zhàn)。這些步兵，或稱重裝步兵（hoplites），從自耕農、商販和工匠中招募而來，這些群體同樣也從這種擴張型經濟中獲益。隨著這些平民的軍事價值逐漸得到顯現(xiàn)，他們很快也要求在政治決策中發(fā)揮作用。

人口的增長開始使有限的農業(yè)資源顯得緊張。公元前6世紀中，許多城邦試圖采取改革措施以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但都無能為力；這些備感沮喪的城邦便轉而賦予統(tǒng)治者以非常大的權力來推行猛烈的經濟和社會變革。這類統(tǒng)治者被希臘人稱為僭主（tyrant），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社會進行了重組，允許更多的公民從日益增長的經濟中受益、在社會階梯中提高地位并參與到政治進程中去。然而，也有一些僭主通過繼承或政治聯(lián)盟使自己的統(tǒng)治長期化，他們多年實施嚴厲的統(tǒng)治，從而使“僭主”這一簡單的名詞賦有了現(xiàn)代的貶義。

人口的增長及隨之而來的緊張局勢導致了另一個反應：殖民。希臘人派遣公民加入他們先前在愛奧尼亞已有的定居地，并在西班牙、北非、俄羅斯南部（即黑海）、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各地沿海建立新的殖民地，這些地區(qū)逐漸被稱為大希臘（Magna Graecia）。希臘人期望殖民地為其母邦（metropoleis）提供資源，尤其是食物。對外冒險和商業(yè)擴張增加了新生中產階級的財富，也增強了他們謀求更多經濟機遇和更大政治影響的欲望，但盤踞著強勢地位的貴族階級阻隔了他們獲取權力的道路。殖民解決了一些問題，卻又引發(fā)了另一些問題。

從政治上來說，古風時代之所以重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在此時代城邦產生了。第二，此時出現(xiàn)了政治參與急劇擴張的趨向，其中經常伴隨著城邦之間及城邦內部的暴力沖突。第三，這個殖民時代將希臘的思想、制度和藝術成就傳播到了整個地中海世界。

希臘城邦：斯巴達和雅典

在希臘各城邦中，斯巴達和雅典顯得鶴立雞群，這一方面是因為它們相互形成鮮明對比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們在隨后的希臘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多利安文明為主體的斯巴達選擇通過嚴格的、毫不妥協(xié)的政策來確保自己的完整和未來。雅典則建立了一個日益開放的體系。由于土地緊缺和人口壓力，斯巴達征服了他們的鄰邦，奴役鄰邦人，將其淪為希洛人（Helots）——即國家奴隸。希洛人的人數是斯巴達人的十倍，為了防止叛亂并控制住希洛人，機警的斯巴達人不得不枕戈待旦。斯巴達的男孩通過養(yǎng)育（agoge）訓練得強壯、勇敢、機巧、自立。所有年齡在30歲以上的斯巴達男子均屬于一個議會，該議會可以向一個由60歲以上斯巴達公民組成的小委員會提出政策建議。此外還有兩個國王和五個每年選舉產生的官員，他們依據立法機構給予的法定權力行使職權。斯巴達的制度融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于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