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1899年，似乎太晚，但清國子監(jiān)祭酒王懿榮畢竟“發(fā)現(xiàn)”了他——這是許慎無緣得見的殷墟甲骨文。正是這些文字記錄下商人向鬼方征討玉石、以羌人俘虜作為祭祀犧牲等等史實。雖然晚商的甲骨文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漢字文本，但看官們大可說“有字者事竟成”。部落有著外人不能通曉的“密語”或“暗號”，而文字的超越性有助于人類突破狹窄的小血緣組織，真正走向聯(lián)結的“大社會”。文字預示著文明有長壽的資本與走向偉大的稟賦。故文字是文明的標志，中國人大可底氣十足地說，中華文明至少肇始于三千年前，其獨一無二的持久性（Continuity）正有漢字之功。

《尚書·多士》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比欢议_散落在甲骨上的商王世系卻不得不借助《尚書·無逸》。周人在文字上的后來居上，尤其是青銅器記事方面的建樹，遠勝于殷。商青銅器上刻痕圖畫是有的，然銘文則多寥寥數(shù)字，所傳遞的歷史信息總有幾分羞羞答答。反觀周朝的青銅器，利簋記武王征商，小臣單觶記周公行賞，何尊記成王營建東都，大盂鼎記康王誡酒，啟尊記昭王南征，刺鼎記穆王禘祭昭王，五祀衛(wèi)鼎記周共王時土地交易……直至宣王時的毛公鼎，有近五百字的長篇銘文。后人得以銘文證史，青史終因青銅而未成灰，真乃“銅”證如山！

人類的古老文字最初皆有“畫意”，故世界諸早期文明用以表示太陽和山等基本自然事物的字都很神似，如此，漢字也根本無須源出蘇美爾文字才能產(chǎn)生。殷商文字相當童真，象形意味極其濃厚，還夾雜著圖畫文字的粗糙，如商朝最大的青銅圓鼎子龍鼎所鑄的銘文“子龍”，其“龍”字活脫脫是一尾部盤卷的龍形，極為生動。

而甲骨文的筆畫任性隨意，一個字既可以“缺胳膊少腿”，又能“輾轉反側”，打趣說是“鬼畫桃符”。質而言之，字很“刻意”，僅求寫就，實在無所謂的“書法藝術”。從“甲骨四堂”、陳夢家到今日的李學勤等學人，其諸多考釋難以服眾，只因為那已然進入解密范疇，“猜”甚至是一種重要方法。由于釋讀成果的曲高和寡，而學者又不能概不負責，故如此艱深的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學術操守的問題。不過，相比法國學者商博良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艱辛，中國的古文字專家可能要輕松許多。

一切均無損甲骨文本身的偉大意義，只因有此開端，才有了三千多年一脈相承的文化奇觀——漢字。文明必以文字為證乎？此乃基于中華文明的特征而設定的高要求，而非孤芳自賞。因古文字之于后人，既要憑借物質遺存，也要依托精神傳承，文字本身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