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具論上說，國字是語言工具，更是文化武器。商人用國字之祖甲骨文展開了中原文明的原初敘事，孤獨地記錄下三千多年前東方世界的歷史碎片，也使一批與自己未有直接領(lǐng)屬關(guān)系的氏族部落名垂千古，即便早已消失的他們永遠無法得知這種幸運。周人是出類拔萃的學生，他們逐漸發(fā)現(xiàn)，這種文字乃是詩歌之佳偶。

《詩》為漢語貢獻的成語是很可觀的，詩人把握住了國字的神髓，飽滿的情緒甚至深沉的思想多用四字格形式凝注，后世評論家總說這其間雙聲、疊韻、疊字等技巧運用得爐火純青，例如“輾轉(zhuǎn)反側(cè)”、“兢兢業(yè)業(yè)”、“信誓旦旦”等。然此種聲調(diào)和美，朗朗上口，本自先民的呢喃口語中雅化得來，恰如水鳥之“關(guān)關(guān)”。此時的疊字尚不能切割開來，獨當一面。待到語言高度成熟時，才有《老子》中的“知知”、“病病”，頗費思量。費思量，自難忘。

以漢字模山范水，美不勝收。于是，中國文人下筆立志，斷不負漢字之美。《詩》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又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然技更不止于此，四字格經(jīng)《詩》的完美呈現(xiàn)，被認為是漢語短長相宜的極限。歲月愈老，漢字之美愈彰。且看煙鎖秦樓、月迷津渡、蘆葉汀洲、沙禽掠岸、畫舸平湖、斷橋細雨、柳下系船、梅邊吹笛、日照綺寮、月破黃昏、楊花飛雪、梧葉飄黃、菊花落瓣、龍吟方澤、虎嘯山丘、駝走大漠、雁排長空云云，這都是后來中國人的新斬獲。對美奐意象的捕捉，遣詞造句的排列組合，再施以文法點染，竟可收歌詠畫質(zhì)之奇效，中國文人深諳此道，冠絕天下。

楚人在華夏化的進程中也將國字學去，此是“漢字文化圈”的醞釀階段。據(jù)《說苑·善說篇》記載，公元前6世紀的一天，楚國令尹鄂尹子皙舉行舟游盛會，越人歌者對他擁楫而歌。如前所述，國字雖不是記音文字，但卻可以用來記音。這歌詞就先以國字記其古越語發(fā)音，是為“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飠甚〉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楚王自然不懂，便找來通楚語的越人翻譯，這一譯就誕生了流傳千古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悅）君兮君不知。

后來，宋玉的《神女賦》中有了“皎若明月舒其光”、“婉若游龍乘云翔”等佳句，此堪稱七言之祖。

誰又曾料想到秦滅六國，始皇帝欲保帝國千秋萬代，必然要行“書同文”之改革，規(guī)范寫法，令“文化人”識得認得。后來的“文化人”真不滿足于識得認得，漸漸自覺出漢字的奧妙，筆畫往來，對字的崇拜油然而生，便發(fā)掘國字天然的裝飾性。象形本就是對世界的收攝提煉，書畫同源并非胡言，書即畫，畫即書。在中原文明未能自覺以前，反是吳、越、秦、楚等四夷有此天分，以“鳥蟲書”直抵篆體的美術(shù)境界。此后通過對造字原理的回溯玩味，以及書法藝術(shù)的開辟經(jīng)營，中國人本體論上的求索與主體性的感悟早就散落在藝術(shù)中，書法既是“起點藝術(shù)”，也是“終極哲學”。故西哲不觸摸漢字，便不可能把握中國藝術(shù)；不進入中國藝術(shù)，便不可能了解中國人之心智、生活、哲學與宗教。藝術(shù)不在宗教的領(lǐng)導(dǎo)下，藝術(shù)天生是宗教！

周人可以在禮制中發(fā)展出嚴密的用鼎制度，這是他們有文化的一面。他們更在青銅器上“玩”出了早期中國書法的極致，那令殷人望塵莫及的長篇銘文，其書風與時偕行，各成面貌，美不勝收。看官需曉得，鼎本不過是器物，但用以“別上下，明貴賤”，這就是制度，用于語言的譬喻或鑄刻文字，這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