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凱降生在河南項城的袁寨。袁世凱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從淮南寄書信到家，向家人報告以重兵攻下了捻軍重要根據(jù)地臨淮，捻軍各部潰退，族人都說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凱的父親袁保中聞訊大喜過望，因此為兒子取名為“凱”，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的排行，命名為“世凱”，字慰亭（又作慰庭），號容庵。袁世凱的得名即與征戰(zhàn)行伍有關，真是人有善愿，天必從之，誠有其名則必有其實，“世凱”二字似乎也在昭示著這個新生男兒一生的戎馬生涯，征戰(zhàn)疆場，一世的凱旋得勝，名揚天下。

袁世凱從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歲時，養(yǎng)父袁保慶去山東做道員，袁世凱隨其去了山東。童年的記憶都在袁寨，俗話說“三歲看小七歲看老”，童年的成長經(jīng)歷、環(huán)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無疑問對個體心理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為了避捻軍襲擊、眾志成城保衛(wèi)家族安全的堡壘。寨堡一丈高，寨墻外有深溝環(huán)繞。寨的東北、西北、西南、東南角各有一座炮樓，平時每座炮樓及東西寨門均有衛(wèi)兵值班，幾十名衛(wèi)兵輪流站崗放哨，日夜守護。寨門前架設吊橋，吊橋的升降起伏，是一種既讓人安全又孤立無援的象征，人不可以隨便進出寨堡，戒備防范森嚴。雖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對安穩(wěn)，但是每當捻軍侵擾，征塵狼煙，呼嘯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緊張，十五歲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樓鳴槍放炮以助威，直到捻軍撤退。據(jù)《容庵弟子記》記載，袁世凱五歲時，被人抱上炮樓觀戰(zhàn)竟面無懼色，我們可以解釋為：人小無所知也就無所畏，天生膽大就處事不驚。相反，袁寨再堅固再森嚴，也抵擋不住時不時心理上的恐慌與失衡。袁世凱從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種對命運的不安全感、一種家園的不安定感、不確定性和無助感，向往強勢強權保家護家的和平和安寧。后來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筑起另一座名副其實的“小城堡”，不過即使他當上了內閣總理大臣和民國大總統(tǒng)，也并沒有獲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幼年的記憶和經(jīng)歷讓袁世凱在少年述志時即寫下豪邁的詩句：“眼前龍虎斗不了，殺氣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這里的胡天驕，應借歷史上侵擾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當時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國。他在二十歲時已經(jīng)歷兩次科舉落榜，到京城想報捐功名又無望，而這也許是他投筆從戎的契機。后來在1882年二十二歲時，他隨吳長慶赴朝鮮平亂，負責前敵營務處，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yè)軍人。1883年，袁世凱以通商大臣暨朝鮮總督身份駐扎藩屬國朝鮮，協(xié)助朝鮮訓練新軍并控制稅務。經(jīng)過在朝鮮十二年的歷練，經(jīng)過甲午戰(zhàn)爭的大國弱兵的教訓，袁世凱堅信“欲使中國變弱為強，自以練兵為第一件事”［7］。1895年12月8日，經(jīng)慈禧太后批準，光緒皇帝終于頒發(fā)任命，袁世凱成為“新建陸軍”的督辦大臣——中國近代陸軍的創(chuàng)始人，這一路的艱辛、一路的磨難，讓他漸漸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謹言慎行，人情練達，能屈能伸。此時，袁世凱年僅三十六歲，事業(yè)如日中天，小站練兵是袁世凱個人的抱負與國家的重任利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開始。而天津小站，這個小小的海河小鎮(zhèn)，由于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曾在1895年后的歐美世界地圖中被標記在中國版圖上，這在中國千百個小城鎮(zhèn)中絕無僅有。天津小站從此拉開了北洋軍閥集團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序幕，而北洋集團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此時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凱的麾下，行將主宰中國未來的命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此語千真萬確。

英國海軍司令員貝思福爵士（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九月參觀天津小站練兵，給他印象最深的細節(jié)是袁世凱主持的給士兵發(fā)餉儀式，后來在他的《保華全書》中這樣記載：“袁公于發(fā)餉之日，親自督率委員，按名發(fā)給，無絲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國統(tǒng)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發(fā)餉則兵無缺額，餉不虛糜，華人何嘗不可成勁旅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