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認為，并不一定要借由實際的經歷，才能感受到中國的沖擊力。因此，緊接著這些外交官——他們一向自詡為現(xiàn)實主義者——之后，我談到了一些與他們同時代但是從未去過中國的人，這些人以小說形式表現(xiàn)他們心中的中國。此時，他們四周，皆是唾手可得的寫作素材，因此，無論是笛福還是戈德史密斯的創(chuàng)造力及強而有力的文章體裁，或是沃波爾（Walpole）的諷刺文，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都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廣大讀者。基于中國的普受歡迎，加上當時喜好模仿中國文化的風氣，受影響最深的法國人，就為此現(xiàn)象取了“中國風”（Chisoiserie）這個名詞。在十八世紀時，還有一些大思想家，也被從未涉足的中國深深吸引。戈德史密斯曾讓他虛構的中國敘述者驚詫地發(fā)現(xiàn)，英國人居然自以為比他還懂他的國家。無論是萊布尼茨、孟德斯鳩、伏爾泰，還是赫爾德，似乎都受到類似的指責，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從可得的歷史資料中找到自己的觀點，嘗試創(chuàng)造一個體系，并將他們理解的中國置于其中——不過至少前三位作家曾和熟知中國的人，或是通信，或是見面會談過。

當啟蒙運動發(fā)展到最高潮的革命時期，并轉進一個全新紀元的十九世紀時，浪漫主義時期的詩人顯然在過程中扮演著橋梁的角色。至于簡·奧斯汀扮演的橋梁角色，則是全然不同的，她說明了女性也開始成為中國的觀測者了。她在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里引用馬戛爾尼勛爵日記，雖然僅僅一閃而過，然而再加上她弟弟法蘭克在廣東的親身經歷，卻也讓我們了解到，十九世紀新一代的西方女性，即將親身并且長時間地成為中國的觀測者了。這些女性多數(shù)為美國人，她們筆下的中國，也因為她們的性別與國籍而出現(xiàn)了新風貌：當我們依序讀過該世紀初期的埃爾薩·布里奇曼（Elza Bridgman）、中期的簡·埃德金斯（Jane Edkins）以及晚期的莎拉·康格（Sarah Canger）和伊娃·普萊思（Eva Price）后，透過她們的雙眼，我們見到了充滿魅力卻又危險重重的中國，其中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更為她們的經驗寫下了完結篇。

十九世紀中期，為了生計，中國勞工首度開始遠渡重洋到美國，他們將聚居地建造得類似自己的家鄉(xiāng)，于是就出現(xiàn)了美國的中國城。對于那時的美國人來說，中國已經來到家門里了，這讓他們極為不安。馬克·吐溫與布萊特·哈特（Bret Harte）所觀測的中國，混合了茫然、哀傷與惱怒；他們難以在當時的中國文化脈絡下了解這些新移民，因此，他們都嘗試讓個人的誤解人性化，亦即將個人的經驗以小說的形式表達。然而當他們一面抗議似乎含有種族歧視意味的社會風氣時，一面卻又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了歧視的態(tài)度。接下來的作家則更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嶄新的、充滿仇恨意識的中國人形象：將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城小說，不知不覺地融入了傅滿洲（Fu-Manchu）的世界里。

與此同時，法國人也將兩個世紀以來對中國的集體觀測與經驗加以過濾，形成了一種相當有條理的看法，也就是我所謂的“新異國風味”，其中混雜了暴力、魅惑和懷舊情緒。綠蒂、克洛岱爾、謝閣蘭這三位作家，在1895至1915年之間，分別于不同時段居留中國，而且都自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這個國家的神髓。雖然他們下筆時，均不脫想象的成分，使得他們無法充分表現(xiàn)出中國人的性格，然而由于三個人都是深具影響力的作家，他們倒也大幅拓寬了西方讀者的文學視野。

在確認了——也許有點過分自信——所謂的法國異國風味后，我開始思考，美國社會里是否也有某種中國風味正逐漸成形，正取代中國城粗俗的形象。像格里菲思（D.W.Griffith）《凋謝的花朵》這種電影，雖然再度強調傳統(tǒng)主題，認為中國是脅迫和脆弱的化身，但同時也探索了中國文化核心里的一些長遠價值。此外，無論是龐德對中國詩作及歷史的長篇探討，或是賽珍珠重建中國鄉(xiāng)村生活價值的細膩嘗試，都以幾乎全然不同的方法追尋相同的主題。比較嚴苛的觀點，則有像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復述波羅與忽必烈汗的關系時，帶有反資本主義意味的寓言，或是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所述，美國西部小鎮(zhèn)毀于中國人激情的故事。雖然談的都是地方性的中國事物，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認為，這些故事都觸到了一些永恒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