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起火

《星期日泰晤士報》內洋溢的喜悅很快被一個嚴酷的現實潑了冷水。就在我們?yōu)榱俗杂稍谕馐馑啦窌r，我們自家后院卻起了火。印刷工會，更準確點說是一撮激進分子，在不負責任地搞破壞。時值1977年7月歐洲委員會交回提案，我們把被禁止的報道草稿加進了附錄，使其得以刊布。星期五中午，我從斯特拉斯堡傳來的電報里，得知了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我要求報紙增加尺寸。

全國印刷協(xié)會的印刷機操作工人需要另外6個人，來建立一組101人的工作人員團隊和資方做斗爭。他們稍后表示，已經來不及再做召集了。星期六印刷開始時，9家印刷出版機構中有8家投入運作。《星期日泰晤士報》無法做到全國覆蓋，此時正值整個反應停宣傳活動的高潮。

午夜，我坐在辦公室向工會委員會苦苦哀求。他們的領袖是個叫作維克·鄧的人，他個頭不高，卻很結實，有些沉默寡言。辯論持續(xù)了40分鐘，他們要求資方提供額外招募工作人員的費用，僅需300英鎊一周。而我則懇請他們能把這些禁錮多時的報道送到所有讀者的手中。他們多數人表示了同情，但仍沒有讓第9家印刷出版機構恢復運作。我懇請他們能加班加點，利用手邊的8家機構盡可能多地生產。我本以為都能成功，結果卻損失了54萬份印件，占整個印刷數量的1/3。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后面。我們在歐洲法庭贏得了反應停的勝利，《星期日泰晤士報》卻沒有做任何的報道。泰晤士報業(yè)公司在1978年的行業(yè)混亂中，擱置了出版發(fā)行工作。此舉主要是為了控制印刷車間的游擊戰(zhàn)，恢復文書工作表面的高效性。極具說服力的巴里·菲茨帕特里克，是工會在這方面主導和使絆的人物。全國印刷協(xié)會的印刷機操作工，是印刷車間中斷和混亂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國印刷工人協(xié)會的印刷輔助工則是另一個原因。該協(xié)會的領導人是膚色古銅、整日齜牙咧嘴、一臉貪婪的雷吉·布雷迪，此人樂于一戰(zhàn)。這兩方的工人總在互相掐架，并和資方過不去。一周周，一月月，所有部門、數百人的工作被丟在了一邊。4月，資方出面懇請雙方恢復正常工作。此時損失的印件已經達到了350萬份。到了9月份，數字又增加了三倍。我們從《星期日“時”報》變成了《星期日有“時”報》（The Sunday Sometime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