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我們在此的長期利益考慮，我們必須鼓勵培養(yǎng)那些具有領導能力且按著我們想要的方向發(fā)展的中國人。所有人都認為沒必要與留美歸國學生保持聯系，然而事實上，他們是學術領域的領袖人物，是我們對華主要的人才投資，同時也是連接中美的橋梁。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會陷入不幸的處境，就如同與蘇聯的關系一樣。

因此我們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 將文化關系項目提升到更高層次，而不僅局限于技術援助層次。2. 直接從文化關系司派遣人員來執(zhí)行文化關系項目規(guī)劃。3. 對中國的教育進行科學的研究（“文化”領域）。文化關系司派遣的官員走訪大學并結識大學教員們。英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布洛菲爾德（J.Blofeld）曾于去年進行此項工作，因此美國人應該做得更好。所定目標要講求實際，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進行干預，需要找到站在我們一邊的人并找到幫助他們的辦法。不要輕信別人的話，輕易地認為他們過得還不錯。事實上，一些人已經患病，而另一些人則為了養(yǎng)家糊口而被迫放棄學術研究。4. 將美國的交流學者派往昆明、重慶、成都和桂林的四到五所重點大學開展交流活動。如果這是一場全面戰(zhàn)爭，如果美國軍隊在此進行作戰(zhàn)，那么為什么在文化前線不采取行動呢？

世界變得越來越小，這要求我們在對華關系上組建更多的政府機構。為此，國務院應該設立一個特殊的研究官員職位，其人選從學術界招募。如今，就像當初中國清朝官吏那樣，外交部官員一攬全局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要支持美國的利益而不僅僅是保護它們。而在中國開明教育就是美國的利益之一。（1943 年2 月于成都）盡管這種普遍的看法所用的字眼并不總和我一模一樣，但我想是有可能實現的。戰(zhàn)爭努力促使我們提出更多維護文教科研事業(yè)的主張，如果說不是維護思想體系的主張，以便與后勤方面的大量努力相適應。隨后，威爾瑪將我的備忘錄的副本傳給了華盛頓的一些重要人物。我想它們開始慢慢地產生了一些影響。

我在重慶非軍事性質的社會各階層從事的調查工作所取得的一項成就，就是有幸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一次會議。國民參政會由國民政府于1941 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履行籌組代議制政府的諾言。它的權力僅僅是咨詢性質，但是其成員代表確實為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我的朋友，來自昆明的錢端升，是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他為我弄到了一張入場許可證。會議大廳并不大，約兩層樓高，屋頂裝有吊扇，潔白、樸素。張伯苓和其他人坐在后面高處的長凳上。顧問們聚集于會場安放椅子的一邊，來賓和許多軍人則坐在會場的另一邊。其余很多看似充滿活力的人，包括夾雜在男人中間的女性則根據抽簽結果坐在會場的各處。

依我所見的全部情況而言，我懷疑國民參政會也會是曇花一現。然而，國民參政會成員似乎有一種自大的感受，很多人對其未來的發(fā)展充滿信心。事實證明，這些自由主義者希望代議政府能夠移入中國的政治體系當中，很不幸他們的愿望并未實現。統(tǒng)治階層精英匯聚一堂，成為聯系公眾、偶爾產生作用的機構，但作用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實權依然掌握在安全組織系統(tǒng)，他們擁有暴力手段，能夠恐嚇異己分子并打擊反對派。顯然，戴笠壓倒了國民參政會，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如同宣揚自由主義的教授本身一樣，正日益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