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士聽到“土地流轉”就緊張，以為“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將卷土重來。他們忘了當代的一項基本現實：沒有立錐之地的城市工商業(yè)從業(yè)人員，更多的是富者，而不是貧者。何況，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時候獲得一筆“讓渡產權的收益”，對另謀高就的農民也不無小補。

“土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這是新的流行曲。但是，土地的自然屬性從來不曾提供過任何保障。土地對農民的價值，是由土地的產權界定——包括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狀況決定的。清楚界定到農戶的土地權利，才是保障；即便農民變賣了土地，保障還在。

有人詰問：要是農民為了一時之急需賣了土地，他不就完了嗎？這個問題的意思是，其他人會比農民本人更加關心他們自己的長遠利益。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允許農戶擁有土地的轉讓權，會比現在的體制——有人以“集體”的名義賤賣土地，然后將賤賣所得的很小一部分給農戶——還要缺乏保障。不知道讀者怎樣想，我以為這兩點都錯。

最驚人的言論是——據說是臺灣一位要人對內地的告誡——“一定要在土地私有化之前把工業(yè)和城市的基本建設都搞完”！如果這是對的，那么人民公社大刮“共產風”的時期一定是建設的大好年代了。有誰可以告訴我們，那個年代的“建設”到底留下了什么呢？資源的無主狀態(tài)只能刺激胡來、蠻干、濫用、“虐待”和破壞，是不是更符合實際呢？

還有人先驗地以為，產權呀產權的，未免不著邊際，還是挑一些“可操作”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吧。一項可操作的政策，就是“減輕農民負擔”。我贊成減輕農民負擔。就是治標，也贊成，因為畢竟聊勝于無。我只是認為，減輕農民負擔不但不能替代“進一步清楚界定農民產權”，而且要以產權界定為基礎。

人們應該問一問，那離了譜的農民負擔，究竟是怎樣發(fā)生的？我的觀察，最基礎的環(huán)節(jié)就是“糧食統(tǒng)購”。本來，中國農民對“皇糧國稅”以外的“苛捐雜稅”，不一定非交不可。但是在糧食統(tǒng)購——糧食只準賣給政府糧站——體制下，基層的種種附加負擔都可以委托糧站“代扣”。糧站離開了基層組織的“協(xié)助”，要完成糧食統(tǒng)購難上加難。于是誕生了天衣無縫的“共謀”：糧站獨家收購農民要出售的商品糧，然后“代扣”并與基層組織“分賬”。在許多地方，農民“賣”給糧站糧食，分文也得不到。

很清楚，糧食統(tǒng)購制對農民產品買賣權的“入侵”，使得超重的農民負擔得以發(fā)生。也很清楚，只有進一步清楚地界定了農民自主出售糧食的權利，才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至于“集體”控制著農戶的農地調整、宅基地審批，特別是“農轉非”土地的轉讓權，構成一些地方干部恣意妄為的“權力基礎”，也是清楚的。

另外一項更加宏偉的辦法，那就是大辦國家工程。是的，只要國庫大把撒銀子——哪怕是舉債得來的銀子——大辦國家工程，雇用千千萬萬農民工，對于提高農民收入是會有幫助的。撇開“擠出效應”不談，從歷史上看我們的那些“大辦”，為什么總是乏善可陳？而現今如此之多的“豆腐渣工程”和“工程腐敗癥”，還不能讓“大辦”的偉論打點折扣嗎？愚見以為，離開對產權的清楚界定，在當前政紀政風的條件下，少辦國家工程才是上策，大辦是舍安求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