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軍事學泰斗克勞塞維茨以為，戰(zhàn)爭（戰(zhàn)斗）時刻精神因素至為重要，相持的雙方，一邊以力量懸殊而顯弱勢，則此弱方越應在危險的壓力下提高精神的緊張和防備程度，否則視死而惶悚，臨陣而折勇，那么任何軍事藝術都會無濟于事。

古有王者之怒、諸侯之怒、布衣之怒，數(shù)種區(qū)分。布衣之士，平常百姓也，其坎坷、蹭蹬、奔波忙碌，皆隱忍之，其所以不能忍者，所處之時，較之桀紂之世實又過之，天下良善多失意之士，大率為真風告退，大偽斯興，暴政橫施，而瘡痍滿目，加以中國內(nèi)憂外患，殺伐頻仍，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人權毫無保障，種種慘絕人寰的場面觸目皆是。雖然“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陶潛），然布衣不怒則已，布衣一怒，則敢以頸血濺諸侯，尤以布衣中的智識者最見激憤，此所謂“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矣。柳亞子先生回顧當時情勢，嘗謂“現(xiàn)在帝國主義的頭腦，和他們手下的鷹犬，夠得上暗殺資格的，當然很多”（《磨劍室文錄》，871頁）。這也正是革命健兒誓死奮斗的背景所在。

晚清國策“祖宗之法不可變”，主張“富國強兵”和“船堅炮利”，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外交上，晚清有“外須和戎”，故簽《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口號背后的政策實質(zhì)是維護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這個朝廷怎么會承認自己有錯，又怎么會改良？況且，所謂政改，就是下放權力，即開放言論自由，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實行司法獨立。不管落實哪一條，朝廷都會面臨被清算的命運—他們壞事干得太多了。他們已至想改都不敢改的地步。祖宗之法不可變者，其實就是耍流氓。

行政系統(tǒng)都要服從于慈禧的祖宗之法。專制的必然，也是中國一切災難的根源。如果遇到清廷迫害或清除異己時，它的一句“祖宗之法不可變”就把所有罪惡全部掩蓋起來了。祖?zhèn)鞣ǘ?，它可以把一切實情遮掩，并進而用維護國體的幌子來標榜，同時又運用國家機器相威脅。

他們越是覺得自己時日無多，他們的腐敗就變得更兇猛，形成一個真正的惡性循環(huán)，直至最后崩潰。

這就決定了維新派的窮途末路。

立憲派與社會實際脫節(jié)，十分尷尬，茫然無措，急著表態(tài)“告別革命”，更有甚者，竟然公開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要與專制者合作制止革命。誰能想到，“于無聲處聽驚雷”，就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發(fā)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