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女嫁漢將的神話傳達出的，是一種類似意淫的隱喻，若是軍力衰頹，不妨用文化力量填充；也就是說，北方的地盤雖然被蠻族占領(lǐng)，漢軍雖屢打敗仗，但漢文化的優(yōu)越地位卻不可動搖，番邦女乃是野蠻人，取勝用的是蠻力，沒什么可夸耀的。你看，還不是讓咱們漢將的儒雅魅力給擺平了嗎？漢家小將的殺手锏是高于蠻地的“文明相”。這套以陽（漢）克陰（夷）的性征服邏輯一直流傳了下來，還是頗有自慰功效的。

近代國體的建立，不斷致力于打破這種性征服的幻象，革命黨人當年就拾起過這套性征服的邏輯為反滿造勢，等奪了天下后卻馬上反過來大唱五族平等的調(diào)子。他們明白一個道理，文明是天下人的，并非漢人所私有，誰占了中原不重要，只為成就文明，中國自古的華夷變動，還有比民族分野更高的文明構(gòu)想，即王化禮教的大化流行，而這套東西時至今日，又在現(xiàn)代國家的國體里面存身。

以國體認同取代族群分裂中的相互撕扯是大趨勢，只是在國體下如何合理安置多民族的地位和認同感還是個難以一下子解決的大課題。記得有一次和朝鮮族朋友喝酒聊天，喝得興起，彼此變得坦率起來，居然觸碰到了敏感的認同問題。他們承認自己是個中國人，把自己堅定地視為中國公民，以此作為區(qū)別于韓國和朝鮮的一個重要身份。但卻對“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持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個概念突出了漢族的核心地位，并不符合眾民族平等共存的大同愿景。

這讓我想起費孝通先生當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但費先生畢竟受英國功能學(xué)派影響，骨子里還是以族群理論為基線闡述認同的道理。目前在中國境內(nèi)，漢族人數(shù)固然最多，但“中華民族”概念仍固定在民族劃分的邏輯上，隱隱強調(diào)的是以漢人為中心，沒有充分顧及漢族在形成過程中多民族融入的歷史因素所起的作用，故仍能看出夷夏區(qū)隔的痕跡。朝鮮族朋友的一席話提醒我們，對待境內(nèi)的其他民族有時也需要調(diào)動所謂歷史“情意”的感知力量。

無事時，我喜聽臺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版的《四郎探母》，當時周正榮、胡少安、李金棠等四大須生悉數(shù)上場，演繹這段悲歡離合?？傆X得里面的離愁別緒聽起來蕩氣回腸，尤其是胡少安見娘一段的唱腔悲愴婉轉(zhuǎn)得催人落淚，那味道是大陸演員絕對表演不出來的，也許這些跟著國民黨撤到臺灣的戲劇名家彼時正身處與家人隔海相望的窘境，更能懂得四郎月夜探母時的“情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