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我們從小受到過太多的“正義”教育，國民黨壞，共產黨好，國民黨軍隊壞，解放軍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邊界像刀刻在心里的紋身，似乎終身都涂抹不掉。龍應臺提供的“人道”藥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靈被“紋身”的恥痛。但我以為，龍應臺的“炮灰論”讓失敗和勝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讓他們相互煽情地摟摟抱抱，用“人道”的眼淚黏合劑把他們強行粘在一起，這當然讓兩岸的政治家和民眾聽著受用，有皆大歡喜的催淚效果，但對那些筆下的小人物而言，卻又等于是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拋回到生存的虛無中，恰恰遮蔽了歷史發(fā)生的線索和真實原因，也可能恰恰給發(fā)動戰(zhàn)爭者一個開脫自己的理由。對犧牲價值高低的確認永遠都會是見仁見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努力去厘清犧牲付出的緣由和區(qū)分信仰不同的價值所付出的代價。

大陸學者楊奎松曾經驚訝于黃仁宇的糊涂，在他看來，曾寫出《萬歷十五年》這種杰作，那樣睿智的一個人，居然會以一個傳聞斷定共產黨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動因。黃仁宇曾從一個軍官的口中聽說，東北四平戰(zhàn)役解放軍士兵構成密集方隊，完全不守軍事規(guī)則，在機關槍密度極大的扇面掃射下，成排成排冒死沖鋒，尸體堆疊狼藉。他于是斷定出林彪的殘忍和共產黨的無情。當然還有關于林彪的那個著名傳說：當手下報來傷亡數(shù)字時，林彪的回答是，我不聽數(shù)字，只要結果。楊奎松想問的一個問題是，林彪隊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們沒經過多少訓練就上了戰(zhàn)場，何以卻表現(xiàn)得毫無膽怯異常生猛。龍應臺沒有想到，也許正是這些玩命撲向槍眼的士兵，某些人剛剛分得了土地，他們是在以血肉捍衛(wèi)剛剛獲得的利益。即使他們以“炮灰”的面目出現(xiàn)，背后也有千千萬萬個土改的身影在晃動，正是“民氣”的飆升，才使得連槍都沒摸過多少時間的新兵蛋子能不顧生死地瘋狂鏖戰(zhàn)，這些絕非簡單的“炮灰論”所能解釋。至于土改中的過火虐殺行為，則是另一個層面需要反思的問題了。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龍應臺引用了陳毅的一句話說，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是手推車推出來的，并詳細描述了百萬民工為戰(zhàn)勝國民黨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但她筆鋒一轉，突然岔出去大寫了一通日軍逼迫民工從事各種勞役的慘狀。這又是一種典型的炮灰歷史觀，即所有民眾在戰(zhàn)爭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的虛妄舉動。為國民黨軍干活，為解放軍打仗，為日寇監(jiān)工，統(tǒng)統(tǒng)是炮灰、可憐蟲，是隨意可被歷史抹去的符號。

我們這個世界從來不缺乏從失敗者的角度回望歷史的作品，我曾經看過一部描寫二戰(zhàn)結束前后意大利抵抗組織和法西斯政府做最后決斗的影片，中文翻譯成《成王敗寇》，似乎頗有深意。影片從失敗者的視角觀察，其中戰(zhàn)勝者的無良行為和戰(zhàn)敗者的卑微無奈被刻畫得入木三分。但影片并沒有用和解的庸俗筆法讓雙方假惺惺地擁抱在一起，而是讓戰(zhàn)爭切割出的傷口繼續(xù)流血，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歷史在各自陳述存在的理由，沒有絲毫“炮灰論”的影子。

當然，對“炮灰論”的指控并不意味著我們要遁回到所謂以“正義論”作支架的老歷史觀中去，或茍且回到非黑即白的史觀里繼續(xù)做傻子，更不用說我們數(shù)十年中形成了多少以正義為名的謊言，讓本可益智的歷史變成了傻子都不肯做的所謂“學問”。近些年史學界掀起了“眼光向下”運動，一時間，傾聽民眾自己的聲音，關注民眾自我表達的呼聲甚囂塵上，結果是，在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情況下，不但民眾自己不愿意說出內心的苦楚，他們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在歷史中被完整地顯現(xiàn)過，“底層史學”最終變成了專家自戀的游戲。

歷史從來都是由“英雄”書寫的，我根本不相信“民眾創(chuàng)造歷史”這種鬼話，歷史永遠是大人物在指手畫腳地規(guī)劃，民眾按照地圖的線索去賣力實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點不顧及小人物的訴求和命運，因為歷史地圖上的內容還須由密如蛛蟻的他們去填充。如果“英雄”執(zhí)意我行我素，就難免被民眾所唾棄，所以“正義”的獲得永遠是妥協(xié)博弈的結果，民眾可能是棋盤上的棋子，卻不是簡單的愚民和炮灰。其實，這種悲歡離合的煽情敘事可能像瓊瑤劇一樣刺激淚腺，像膨化食品一樣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斷力的話，還是讀點兒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