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民族的“尋根”

1940年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p>

新的政權建立，需要找到新的文化為其背書，更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民族形式，從而形成對外國的共同體，對內的歸屬感和認同。而“鄉(xiāng)土”則剛好符合民族國家的象征，成為要尋找的“根”。

而在隨后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文藝發(fā)展的方向：“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zhàn)爭的主力……”

作為“一種鄉(xiāng)愁”的鄉(xiāng)土文學一下子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因為它是為小資產階級服務的，其中的悵惘和哀愁是不被允許，也不被認可的。故鄉(xiāng)從一塊濃霧彌漫的悵惘之地，一下子變成了周立波筆下的“暴風驟雨”，變成了趙樹理筆下的熱火朝天。

這種熱火朝天背離中國自古以來的鄉(xiāng)村社會甚遠?！侗╋L驟雨》中斗地主，斗惡霸，分土地，挖浮財，起槍支，打土匪，最后掀起參軍熱潮。農民折騰個風生水起，折騰個天翻地覆。

然而，這并不是中國自古以來農民的樣貌。費孝通總結中國農民的傳統(tǒng)精神是“知足常樂”。他寫道：“種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給人的出產是有限度的。一塊土地上，盡管你加多少肥料，用多少人工，到了一個程度，出產是不會繼續(xù)增加的?！比绻r民還打算貪得無厭，那就只有奪取別人的土地了，但是建筑不起安定的社會秩序。如人們還得和平地活下去，就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樂不但成了個道德標準，也是個處世要訣。費孝通寫道：“因為在人口擁擠的土地上謀生活，若不知足，立刻會侵犯別人的生存，引起反抗，受到打擊，不但煩惱多事，甚而會連生命都保不住。”

但在作家的筆下，并不能寫出這種矛盾，也不能寫出農民的掙扎與變動，解放區(qū)的天永遠——且只能是晴朗的天。

在一片昂揚晴朗之下，那個時期唯一特殊的鄉(xiāng)土寫作莫過于蕭紅的《呼蘭河傳》。

“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的，他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p>

蕭紅的小說也如同一道裂縫，在一片激昂一片紅的土地中撕裂開一個縫隙，從中可瞥見真實的人性與悲歡離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