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階段，一旦體驗者接受了外星人綁架的說法，恢復了記憶，他們會尋找像他們一樣的人，只閱讀那些與他們的新解釋相吻合的報道。他們堅決拒絕任何不一致的證據以及對發(fā)生在他們身上事情的不同解釋。克萊希的一位訪談對象說：“我向上帝發(fā)誓，如果某人再向我提起睡眠癱瘓的話我會吐出來。那一晚房間里的確有東西！我在旋轉，不是在睡覺?！?2克萊希的訪談對象都知道科學的解釋，但是他們都氣憤地拒絕了。幾年前在波士頓，麥納利同約翰·馬可之間發(fā)生過一場辯論，約翰·馬可是一位相信被綁架者故事是真實的精神病醫(yī)師。33馬可帶來了一位體驗者。那位女士聽了這場辯論，包括：麥納利所談到的為何那些人所相信的被綁架是一種幻想，以及他們是如何將共同的睡眠經歷誤解為看見了外星人的。在辯論期間，這位婦女對麥納利說：“你沒發(fā)現嗎？假如有人能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我就不會相信我曾被外星人綁架過。” 麥納利說：“這恰恰是我們要做的。”

在這一過程的最后，站在金字塔底的體驗者們，已經和像邁克爾·舍默這樣的懷疑論者存在著相當一段距離，這些體驗者已經內化了他們新的錯誤記憶，并且現在已經不能將這些記憶同事實區(qū)別開來。當他們被帶到一間實驗室，被要求描述自己被外星人綁架時所受到的創(chuàng)傷，他們會出現強烈的生理反應（表現在心率和血壓等方面），這些反應和那些經歷過強烈壓力創(chuàng)傷的病人一樣。34他們已經開始相信自己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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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記憶會讓我們原諒自己，并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但有時候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失去對我們的生活負責的能力。對記憶偏差的理解能夠使我們意識到：即便是深刻的記憶，也有可能是錯誤的。這可能會激勵人們更小心地對待自己的記憶，不再肯定自己的記憶都是準確的，不再產生用過去的經歷來為現在的問題辯護的沖動。如果說許愿時我們小心謹慎是因為愿望有可能實現，那么我們在選擇記憶為自己的生活辯護時也應當小心謹慎，因為我們在生活中必須要與它相伴。

當然，大多數人傾向于選擇相信的最有力的故事，是受害者的講述。沒有人真正被外星人綁架過（盡管體驗者會與我們展開激烈的爭論），但是數百萬人在兒童時代從以下殘酷的環(huán)境中幸存：忽視、性虐待、父母酗酒、暴力、遺棄、可怕的戰(zhàn)爭。他們中的許多人站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他們如何應對，如何忍受，他們從中學到了什么，他們怎樣繼續(xù)生活下去。這些帶有創(chuàng)傷的、非凡的故事成為激勵人們恢復信心的典范。35

由于這些描述是那樣富有情緒感染力，數以千計的人得出“我也和他們一樣”的感覺。很少有人聲稱自己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但成千上萬的人聲稱自己是被外星人綁架的幸存者，還有很多人聲稱自己是亂倫和其他性創(chuàng)傷的受害者。他們聲稱自己一直壓抑著這段記憶，直到他們成人后才開始接受治療。為什么這些人會聲稱記得自己遭受過根本沒有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可怕經歷？特別是，這些想法還會導致家庭關系和朋友關系出現裂痕。通過歪曲自己的記憶，這些人“通過修正他們曾經的經歷，來獲得自己渴望的東西”，他們渴望的是將現在的生活（無論有多么單調和平庸），變成戰(zhàn)勝了災禍的令人驚羨的成功。受到虐待的記憶也可以幫助他們解釋“我是個聰明、能干的人”和“我的生活現在一團糟”之間的不一致，幫助他們選擇一種可以讓他們感覺良好并轉嫁責任的解釋：“我的生活一團糟并不是我的錯，看看他們對我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卑瑐悺へ惤z和蘿拉·戴維絲在《接受治療的勇氣》一書中做了詳細的解釋。她們告訴那些沒有關于兒童時期受過性虐待的回憶的讀者：“當你們第一次回憶起自己遭到性虐待或者承認了它所造成的影響時，你可能會感受到莫大的寬慰。你的問題最終會得到某種解釋，一定會有某個人或某件事情應當受到譴責。”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