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他，立即明白了。剛才我看這個女青年的時候真還覺得幾分眼熟呢，不錯，她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誰？”楊長勛問我。

“一時說不明白，”我說，“以后慢慢再給你說吧?！?/p>

“有一個妓女在讀《文化苦旅》”，這句話如果是事實，也不至于掀起對《文化苦旅》和作者的聲討吧？但在上海，這種聲討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國。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邏輯，《文化苦旅》轉(zhuǎn)眼上升為“妓女讀的書”。我收到大量讀者來信，說自己受了污辱，強(qiáng)烈要求我通過官司來為他們洗刷。但我知道，這事打不得官司。難道要法院證明沒有妓女讀過這本書？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問那個寫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個妓女？他一定不會說；再問：是否認(rèn)識那個妓女？關(guān)系如何？他也不會說。

謝晉導(dǎo)演氣鼓鼓地找到我，大聲為我辯護(hù)，說中外歷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為此，他還要拍電影來表現(xiàn)。我很感謝這位大導(dǎo)演，但也明白他的辯護(hù)思路錯了。

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是突然喚醒了上海街市間曾經(jīng)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報文痞、情色訟筆。那個被我絕交的左派編劇更是興奮，覺得終于等到了給我“寫回信”的機(jī)會。他十分內(nèi)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紅，《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紅”。從此，很長時間，批判“文化口紅”成了他的主業(yè)之一。

當(dāng)時的上海文壇，除了謝晉導(dǎo)演繼續(xù)氣鼓鼓地毫無辦法外，百歲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報刊辱罵，而他還在聽人朗讀我的書，我的那些“文化口紅”。黃佐臨先生則給我留下了“讓他們罵去”的遺言，已告別人世。再也沒有人理會這些過時的人，大家熱衷關(guān)注的，還是妓女、口紅，口紅、妓女……洋溢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和歡快。

事情看來不大，卻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我看了一陣，得出一個結(jié)論：上海，真的必須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