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并不曾抵消甚至根本沒有減少租房族的痛苦。售價不斷上升的房子是不會下滲到他們手中的。1995年起，因為新一代的貧窮年輕家庭的出現(xiàn)，多倫多市無家可歸的人數(shù)不但增加了，而且無家可歸的人現(xiàn)在還包括了全擠在一間汽車旅館房間或拆散了以便擠進宿舍式的公共收容所的家庭。領(lǐng)救濟金的家庭及有工作但工資低到接近救濟金的窮人，情況當然更慘；當每周的收入入不敷出時，就去找糧食救濟單位或是向親朋借錢借吃的，就這樣撐下去。多倫多市光顧糧食救濟單位的二人家庭平均要把總收入的67%花在租屋上，四人家庭則是70%。以2003年初計算，這表示他們每人每天只剩下365元加幣（約24美元）可用在食、衣、行、衛(wèi)生、學(xué)校用品及所有其他開銷上。平均起來，在擁擠到糧食救濟單位的人中，單親單子家庭里18%的孩童及39%的父母每周至少要挨餓一頓；而在五位成員的家庭中則是45%的孩童及47%的父母每周至少要餓一頓。無論如何，為了避免露宿街頭的悲慘命運，繳房租仍然是優(yōu)先放在第一位。

在北美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房屋擁有者是仰賴美國及加拿大的中央政府所保證的長期房屋貸款的低利率才買得起住房的。對于那些無法享受這種好處的窮人，兩國政府都出資提供補助住房；這在美國叫作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在加拿大叫作輔助住房（assisted housing）。這兩種住房計劃在過去都設(shè)計得很糟，經(jīng)營得也很專橫霸道而混亂。納稅人和租房族兩方都不歡迎它。而一旦這些計劃像其他不受歡迎的計劃一樣終于被終止或大幅裁減后，等候空房的名單又會不斷地增長。2002年在多倫多市，等候輔助住房的名單上約有65 000名低收入者。以非營利的共同居住單位為例，平均等候期是5年。

這個住房問題公式的另一端：家庭的收入中間值，因為大量的妻子、母親開始有工作收入，而逐漸地增高。當然，一個核心家庭對于住屋開銷和微薄收入間的巨大脫節(jié)的第一個反應(yīng)是想辦法養(yǎng)家糊口，以免淪落街頭：減少開支、找免費娛樂、接納同病相憐的友人（擴充戶的大?。?、設(shè)法墮胎（限制戶的大小）、光顧二手舊貨店及庭院拍賣、變賣家當、逼迫政府去追找未付孩子贍養(yǎng)費的失蹤父親。

這些辦法也許不無小補，但助益極其有限，因為家庭開銷往往不斷增高，不僅僅因為通貨膨脹，也因為必要開支項目產(chǎn)生質(zhì)量上的改變。最重要且普遍的一項增加就是對汽車的需要。大眾運輸逐漸衰退或者根本不存在，特別是在郊區(qū)。在20世紀50年代及其后經(jīng)過復(fù)蘇的都市及新興的郊區(qū)，商店及工作區(qū)域都是與住宅區(qū)隔離的，其間也沒有可用的（更別談舒適的）行人步道或自行車道相連接。到了60年代中期，單單是去上班，或是找份工作，或是購物，或是接送小孩去學(xué)校、游樂場或朋友家玩，車子已經(jīng)變得不可或缺。當雙親在工作或通勤時，家中孩子就需要有人照顧，因此自70年代起，父母們?yōu)榱撕⒆樱_始根據(jù)線索去搜尋能負擔得起且距離又近的那些數(shù)量不多的公共住房。到了2002年，不近人情的遙遠的通勤距離普遍到讓加拿大警方公認駕駛?cè)舜蝾瘞缀跻獡魯【坪篑{車而成為高速公路事故死亡之主因。

連雙親都不可能滿足一個家庭或戶的全部需求，更別提單親了。要育養(yǎng)小孩并且讓大人們保有起碼正常和愉快的心情，我們需要社區(qū)。社區(qū)是一個逐漸且有機增長的復(fù)雜資源的生命體。其資源主要分為三大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