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的反應表明了王室在面對這種情況時通常采取的政策，面對這條權力界限，王室成員的脾氣火暴，他們的態(tài)度也盛氣凌人，但他們對治下臣民的個性一清二楚。像他們的前任那樣，他們的繼任者也是如此。在生死攸關的時刻，王室成員并不會固執(zhí)己見。正是由于都鐸王朝對權力的審慎態(tài)度，他們的政權雖然屢遭反抗但從未被顛覆。國內如潮水般的不滿聲給每一位君主的統(tǒng)治都帶來了麻煩，但政府每次都化險為夷，叛亂者不是被安撫，就是被鎮(zhèn)壓、受到處罰。有時，通過及時的讓步，能夠平息國內的敵對情緒，但一般來說，政府都采取強硬立場向民眾求助，如果人民響應號召團結在國王周圍，就能平息少數人的叛亂。

因此，從亨利三世到伊麗莎白時代，英國在這種政體下發(fā)展繁榮。雖然沒有明確的定義，或者說沒有被人們清楚地感知，但這種政體已經孕育了現(xiàn)代政治機構的萌芽。還有一點同樣重要：統(tǒng)治者對治下人民的精神和力量有所畏懼，防止了專制的出現(xiàn)。

不過，這種政體只適合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特定時期。能夠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勞動分工的那些因素，最終一定會讓戰(zhàn)爭變成一種截然不同的科學和不同尋常的職業(yè)。當一個社會階層傾其畢生精力為戰(zhàn)爭做準備時，這種政體也就走到了盡頭。很快，你就會發(fā)現(xiàn)，當農民和市民遭遇職業(yè)軍隊時，盡管他們英勇作戰(zhàn)，但仍無法堅守他們的陣地。因為職業(yè)軍人花費了畢生心血為戰(zhàn)爭做準備，他們對危險十分敏感，動作像鐘表那樣精準。統(tǒng)治者再也不能放心地將國家的防衛(wèi)交給從田野或織布機前招募來的士兵了，他們無力承擔長達四十天的戰(zhàn)爭。如果一個國家建立了龐大的正規(guī)軍，它的鄰國必然爭相效仿，否則就必須臣服于外國的脅迫。但是，一旦出現(xiàn)了龐大的正規(guī)軍，正像中世紀那樣，君主立憲政體也將不復存在，君主馬上就會打破那些權力的束縛。在一個擁有常備軍的社會中，這些規(guī)則的存在是多余的，除非國王愿意遵守這些規(guī)則，否則這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專制。

這種變化也增加了逃避這些規(guī)則的危險，在中世紀的君主政體中，佩劍的權利屬于貴族，而財政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文明發(fā)展的過程就是貴族手中的劍對于民眾越來越具有威懾力的過程，也是貴族越來越需要人民手中錢袋的過程。國王繼承的財產再也不能供應政府的日常開支，如果沒有廣泛而有序的征稅體系，要想維持一支數量龐大、訓練有素的常備軍簡直是天方夜譚。歐洲立法會本來應該采取的政策是，堅決維護自己給予或扣留財政資金的憲法權利，這一立場絕對不能動搖。在獲得足夠的反對君主專政的保證之前，絕不能為供養(yǎng)軍隊提供財政支持。

這項明智的政策只在英國得到貫徹執(zhí)行，在相鄰的王國中，組建龐大的正規(guī)軍已成定局，卻沒有提出新的保障公民自由的政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各地的議會組織都形同虛設。在法國，議會本來就疲軟無力，這樣一來，議會就更加死氣沉沉，最終因孱弱不堪而被取消。在西班牙，議會和歐洲其他地區(qū)一樣，具有較大的權力，為了生存，它也做了殊死掙扎，但為時已晚。托雷多和巴利亞多利德的手工工人與查理五世的精銳部隊殊死一搏，想要維護卡斯提爾議會的權力，注定無果而終。年輕一代的薩拉戈薩公民為了維護阿拉貢的古老組織，奮起反抗腓力二世，最終也鎩羽而歸。歐洲君主的這些國家議會，曾經也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議會一樣，影響深遠且富有權威，最終卻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擺設。他們或許會相遇，就像我們今天的集會一樣，如果他們遇到了，那就討論一下議會那古老的組織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