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梅屋莊吉的私誼

近年來，一方面是出于對既往意識形態(tài)化官方史觀的反思，民間史學勃興，以一種“去意識形態(tài)化”的自由主義史觀重新解讀歷史、月旦歷史人物，成為媒介與出版的新寵，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隨著歷史檔案，特別是海外檔案的開放，因“焦距”的變化，某些歷史人物身上的道德光環(huán)開始褪色，他們漸次走下神壇，回歸客觀。重新評價本身并無問題，畢竟通過精確調焦，或可使歷史人物更加清晰地成像于歷史的景深之中，功莫大焉。但同時，這種重新調焦也應該注意分寸、火候，并非越大越好，尤其不能逸出歷史景深之外—要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和語境內考察。譬如，對孫中山的評價，無論說他有何種問題、缺點和局限，無法否認的一個原點是：他確確實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其一生顛沛流離，但念茲在茲的始終只有一件事—革命。模糊或否認這一點，便是無視歷史景深。

作為革命家的孫中山，以日本為根據(jù)地，不僅在那里組建革命組織（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創(chuàng)辦機關刊物（《民報》）、籌措革命資金，革命運動失敗時，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島國度過的—而且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關系。彼時與孫中山交往的日本人，有政治家、實業(yè)家、浪人、志士，構成復雜，背景各異，多與日本政府、軍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的則干脆是大陸政策的策劃者和參與者。用歷史學者、南開大學俞辛淳教授的話說，“（日本）浪人和政治家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上利用孫中山。然而，也不能說孫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于這個框架中?！逼┤?，浪人宮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純一郎兄弟就很純粹。而梅屋莊吉與孫中山的關系更是不同尋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觀，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保ㄓ嵝链菊Z）

孫中山在日流亡的時間累計逾9年，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謂不多。但礙于歷史的局限，客觀地說，雙方均有為各自國家及其緊迫的政治目標所囿之處，難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是與那些有官憲背景的人士交往時，想保持私誼的純潔也難?？晌ㄓ信c梅屋莊吉的友誼，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跡般超越了雙方各自的“國益”等現(xiàn)實政治的束縛，成了動蕩的革命歲月中一種“超現(xiàn)實”的奇跡。

“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莊吉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在孫中山、宮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鮮有提及。之所以如此，蓋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調。他的遺物中有一個大筆記本，上面寫著一句話：“我基于與孫文的盟約，決意參與中國革命。與此相關的日記、信件等概不對外泄露?！边@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對家人的約束，因為他深知在亂世的崢嶸歲月，自己所從事的，是對鄰國革命的資助。出于對革命理想的至誠和對友人孫中山的信義，必須確保萬無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螅肺萸f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這段塵封的往事公之于世。而梅屋莊吉的名字進入公共視野，其實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兩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通過媒體的推介，梅屋莊吉和孫中山的交往才廣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