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內(nèi)不是沒有對苦難卻奮斗著的中、韓的同情力量。被稱為“大正民主之父”的杰出政治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曾當過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的“太傅”的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其中之一。吉野是基督徒，擔任過東大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與中國、韓國留學生多有接觸，常常從學費等生活層面上關照亞洲留學生。作為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家，吉野真正做到了站在中、韓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地考察從“三一”到“五四”及其背后的發(fā)生機制，公然批判日本的侵略政策，敦促日本人反省。

在三一運動剛剛發(fā)生后，吉野在發(fā)表于《中央公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無論是（日本）國民的哪一個部分，都無從找到自我反省。發(fā)生針對自己的反對運動時，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先要有自我反省意識?！倍P于五四運動，對屢屢為日本政府所指責的中國社會的“反日”傾向問題，他在《東方時論》中為中國辯護道：“其（中國）所排斥的日本，實際上是侵略的日本……須承認，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的兩面性?！比绱苏衩@發(fā)聵的、清醒的聲音，居然出于那個時代的日本知識人之口，不僅是對中、韓民族獨立運動莫大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也足見日本的“對內(nèi)民主主義”并不完全是虛偽的，其民主主義思想的基礎，在戰(zhàn)前就存在。

吉野對五四運動不僅從理論上、輿論上支持，從行動上也提供幫助。李大釗是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任教時的弟子，師生間一直保持著互贈各自編寫的刊物的習慣。五四運動翌年，吉野通過時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釗邀請北京學生社團成員赴日；而對三一運動領導人之一的呂運亨，吉野也在東京與之多有過從，評價其為“值得尊敬的人物”。

從“三一”到“五四”，雖然中、韓共同面對的都是日本，但這兩次運動絕不僅僅是單純的“反日”運動，而是有著更深刻的“國際大氣候”和各自緊迫的“國內(nèi)小氣候”。而除了“一戰(zhàn)”、巴黎和會、國聯(lián)等大背景外，中、日、韓東亞三國相互間的傾軋、影響、激勵、互動的連鎖效應也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