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軍中的叛變投敵事件不斷發(fā)生，與其他農民起義武裝相比，是頗為突出的一個問題。例如：六安、霍丘和鳳陽府縣兩城，均因有叛徒內應而相繼丟失；當僧格林沁軍進攻雉河集時，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軍的力量大為削弱，淮北地區(qū)很快被清軍占領；捻軍主要首領張樂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這種現(xiàn)象之所以發(fā)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捻軍的成分比較復雜，為數(shù)不少的游民無產者不斷涌進隊伍中來，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糾眾而捻”。這些沒有多少政治主張的人在清軍剿撫兼施下，很容易被收買。另一方面，主要首領張樂行本人就曾受過清朝官方“招安”，雖然后來堅持斗爭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點，必然影響其理直氣壯地與投降傾向作斗爭。還有就是一些主要首領用人不當，不懂得純潔和鞏固部隊內部的重要性。

歷代起義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要取決于領導人的私德，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而政治能力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是選才的眼力，另一個是制度的創(chuàng)新力。必須善于用人選將，擦亮眼睛，隨時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隊伍中的“蛀蟲”。當然，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很難做到的。

這些血淋淋的事件，再三祭出“窩里斗”這個中式政治語言的豐富內涵。

說到底，農民造反所依仗的不是先進的思想文化、遠見卓識、謀略雄才和起義中必需的物質條件，以及創(chuàng)造這些物質的科學技術，而是依仗原始暴力。崇尚暴力的叢林規(guī)則，所以對內對外，涉及權利之爭或遇到思想觀點分歧，往往也側重以暴力來最終解決問題。流血的內訌便成了造反由勝到衰，最終失敗和變質的內因。

南宋初年，在東起岳陽，西到枝江，北達公安，南至長沙的廣闊大地上，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鐘相、楊么起義。宋高宗多次派出官軍去征討平息，基本上是無功而返。幾攻不下，原因在于起義軍能夠“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眾四出作戰(zhàn)，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他們有兩個“撒手锏”：一是實行兵農相兼的預備役制度，可以花小成本，辦大事情；二是水上游擊戰(zhàn)玩得如爐火純青。鐘相、楊么的這種戰(zhàn)略戰(zhàn)術類似于《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們。的確，施耐庵筆下的原形就是出于這支起義軍，并非宋江部隊所為。至于施老夫子故意去“移花接木”，大概是為了小說有看點吧！后來，朝廷派了岳飛來征剿，這個“民族英雄”殺起同胞來也真是有一套的，一是縮小包圍圈，二是派間諜去分解瓦解。果真，起義軍將領陳弢禁不住高官厚祿的引誘而發(fā)動了內變，歸順了岳大將軍，起義軍被瞬間攻破，水上游擊隊失去了優(yōu)勢，楊么投湖自殺未遂。其部將黃誠為了獲得通過招安當大官的機會，竟不顧多年的兄弟情誼，將老領導楊么一刀砍死，割下首級，到岳飛那里表功去了，持續(xù)了6年的起義就這樣熄火了。

可見，人性中是包含野性的。也許，野性是人類的胎記，并且在農民起義軍身上，這塊胎記顯得更突出些。正是這種劣根性難除才使他們內部惡斗不止。

也許，這些農民起義的頭領們到了生命的盡頭時，因這樣那樣的失誤而悔恨，或因沒有取得最后的勝利而羞恥，那么他們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與人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