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世界絕大多數(shù)居民對西方資產(chǎn)階級所推舉的生活方式的拒絕，卻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圖更值得注意。于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當時尚能將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會推導出下列結論：基于生物學上的差異，大多數(shù)人類都無法達到理論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狹義地說，具有北歐血統(tǒng)的人）能夠取得的成就。人類可區(qū)分成不同“種族”的觀念，幾乎和“進步”的想法一樣深入這個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在萬國博覽會（World Expositions）這個歌頌進步的偉大國際慶典中，有些“種族”是位于科技勝利的攤位，有些則是做配角的“殖民亭”或“土著村”。甚至在“已開發(fā)”國家中，人們也日漸被分成兩類：其一是擁有充沛精力和優(yōu)秀才能血統(tǒng)的中產(chǎn)階級；其二則是因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懶惰大眾。生物學自此開始被某些人用來作為不平等的解釋，尤其是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人。

可是，訴諸生物學的這個事實，也使那些改革者的失望變得更加戲劇化，那些改革者企圖實施其國家現(xiàn)代化的計劃，卻遭到其同胞的漠視和抗拒。拉丁美洲諸共和國的理論家和政客，認為其國家的進步有賴于“亞利安化”（Aryanization），亦即經(jīng)由異族通婚而使其人民越來越“白”（巴西），或實際上以引進歐洲白人的辦法來替換現(xiàn)有人口（阿根廷）。無疑，這些統(tǒng)治階級都是白人或自以為是白人，而其政治精英中的歐裔非伊比利亞姓氏也開始不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即便在日本，雖然今天看起來不大可能，但在那個時期，“西化”似乎困難重重，以致有人以為：想要完成西化，只有注入我們今天所謂的西方遺傳因子（參看《資本的年代》第八章和第十四章）。

這類借用偽科學胡亂加以治療的政治醫(yī)術（比較本書第十章），使得作為普遍愿望的進步與其實際的不規(guī)則進展之間的對比，更加戲劇化。只有某些國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將其自身轉化為西方式的工業(yè)資本主義經(jīng)濟、自由立憲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許多國家和社群當中，“先進的”（一般而言也是富有的）與“落后的”（一般而言也是貧困的）人中間，也有一道鴻溝。當那些生活在中西歐，處境優(yōu)越、受過教育而且業(yè)已被同化的猶太中產(chǎn)階級和富人，面對從東歐貧民窟逃向西方的250萬同胞時，便會有此感覺。這些野蠻人真的和“我們”是同一種族嗎？

由于進步世界內外的野蠻人，其數(shù)量如此之多，以致進步只局限于極少數(shù)人當中，少數(shù)可以控制野蠻人而使文明得以維持的人當中。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說過嗎，“只要其目的是為了改進野蠻人，則專制政府便是對待野蠻人的正當政府形式?！钡?，進步還有另一個更深刻的難題：它會把大家?guī)У侥睦?？就算世界?jīng)濟的全球性征服——這項征服越來越倚重科學與技術的向前推進——的確是無可否認的，是普遍的、不可逆轉的，因而也是無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紀70年代，想要阻止它們甚或減緩它們的企圖也越來越不切實際，越來越歸于沉寂，甚至那些致力于保存?zhèn)鹘y(tǒng)社會的勢力有時也已經(jīng)嘗試使用現(xiàn)代社會的武器來達到這個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電腦和廣播節(jié)目傳播《圣經(jīng)》的教義者；就算代議政府所代表的政治進步和讀寫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進步會繼續(xù)下去，甚至會加速進行，然而，進步果真會把我們帶向穆勒所謂的文明的躍升嗎？年輕的穆勒曾經(jīng)明確指出，這個進步的世紀應是：一個更完善的，更明顯擁有人類和社會最佳特質的，更臻于完美的，更快樂、高尚和聰明的世界，甚至國家。

到了19世紀70年代，資產(chǎn)世界的進步已到了可以聽到比較富有懷疑、甚至比較悲觀的意見的階段。而且這些意見又因19世紀70年代種種未曾預見的發(fā)展而得到加強。文明進步的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開始動搖。在將近30年史無前例的擴張之后，世界經(jīng)濟出現(xiàn)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