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平靜時期由于1857年蕭條的出現而宣告結束。從經濟方面而言，這只是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小間斷，到了19世紀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規(guī)模繼續(xù)成長，并在1871～1873年間達到繁榮的頂峰。在政治上它則使形勢為之一變，最明顯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為泡影。革命者本來希望這場繁榮會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這種希望的同時，他們也承認“群眾由于這段長期的繁榮而變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厭”。然而政治確實在復蘇。在短暫的蟄伏之后，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問題再一次被搬上議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統(tǒng)一、制憲改革、人權自由以及其他問題。1851～1857年的經濟膨脹，是在政治真空期中發(fā)生的，它延長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和衰竭；而1859年之后的經濟飛躍，卻是與激烈的政治活動同時展開。另一方面，盡管被各種外部因素所中斷，如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zhàn)爭，然而19世紀60年代在經濟上還是相對穩(wěn)定的。下一個經濟衰落期（發(fā)生在1866～1868年的某時，因感受和地點而異）不像1857～1858年那樣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樣引人注目。簡而言之，政治在經濟的大發(fā)展時期復蘇了，但不再是進行革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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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歐洲還是生活在巴洛克時代，那么它將以壯觀的假面舞會、圣歌游行和歌劇表演，在其統(tǒng)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經濟成就和工業(yè)發(fā)展。事實上，成功的資本主義世界，有自己的相應表達方式。資本主義在全球獲得勝利的時代，是以宏偉全新的自我慶祝儀式揭開序幕，亦即“萬國博覽會”（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覽都在一個宏偉的紀念宮中舉行，隆重地展示其財富增加和技術進步——倫敦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1851年），維也納的圓頂宮（Rotunda，“比羅馬的圣彼得大教堂還要大”），每一個都展示了豐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個都吸引來眾多的國內外觀眾。在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上，有14萬家廠商參展，這是在資本主義的老家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典禮。參展的廠商數量，1855年巴黎博覽會有24萬，1862年倫敦博覽會有29萬，1867年巴黎博覽會有5萬。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國舉行的“費城百年紀念會”。這次盛會由美國總統(tǒng)剪彩開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參與盛會——頭戴王冠之人現在也習慣在工業(yè)產品面前俯首贊譽。來此參加喝彩的還有當地的13萬市民，他們是到此光顧“時代之進步”的1000萬人中的首批游客。

這種進步的原因何在？為什么在本書所論時期經濟擴張的速度會如此可觀？這些問題應當暫時擱置?；仡?9世紀前半葉，應引起關注的是下面這項對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長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所能達到的生產能力，與其無法擴大的基礎和無法擺脫的枷鎖之間的對照。生產力可以戲劇化地提高，但卻沒有能力擴大其產品的銷售市場，擴大其積累資本的可獲利場所，更別提以相應的速度或適當的工資來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甚至在19世紀40年代后期，正值德意志工業(yè)擴張前夕，理智和機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認識到，無論是什么工業(yè)化，都無法為數量龐大且日益增長的貧窮“剩余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yè)，就像他們今日對欠發(fā)達國家的看法一樣。正因為如此，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個危機時期。革命者曾希望這次危機是決定性的，甚至商人們也曾經擔心這次危機很可能會斷送他們的工業(yè)制度（見《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

由于如下兩個原因，這些希望和擔心被證明是多慮的。首先，主要得感謝其自身追求資本積累的壓力，早期的工業(yè)經濟已取得了馬克思所謂的“無比成就”：鐵路的修建。其次，是由于鐵路、汽船和電報——它們“最終代表著適合現代化生產工具的交通工具”——資本主義經濟的地理范圍隨著其商業(yè)交易的增加，突然成倍擴大。整個世界都變成其經濟范圍。世界的一體化也許是本書所論時期最有意義的發(fā)展（見第三章）。海因德曼（HMHyndman，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商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在這兩方面皆不是代表性人物）在幾乎半個世紀之后回顧這段時期，他很恰當地把1847～1857年這10年與地理大發(fā)現以及哥倫布（Columbus）、達·伽馬（Vasco da Gama）、科爾特斯（Cortez）和皮薩羅（Pizarro）的征服時代相比擬。盡管這10年間并未有過轟動世人的發(fā)現，而且（除少數例外）也很少有正式的新軍事征服地，但是，一個全新的經濟世界已加在舊經濟世界之上，并與其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