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談新聞自由。任何一張報紙都是要封鎖消息的。要發(fā)一些，壓一些。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反動言論當然不登。真理在我們一邊，我們不怕說真話。他說“要忠實地報道各國各方面現(xiàn)狀”，他自己報道的北大鳴放大字報情況就歪曲事實。我們黨是否不允許批評？不允許揭露生活黑暗面？請問，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的黨，號召人民提意見，歡迎人民批評的？我們說肅反好，他說糟得很，和我們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上。不惜造謠來揭露所謂黑暗。否認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他要報紙成為歪曲生活的東西。他把黨報和人民對立起來。其實，只有黨報才能代表大多數(shù)人民的利益?！豆饷魅請蟆芬仓荒艽碣Y產階級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為非黨報紙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贊揚《文匯報》，并作介紹。1946年，國共停戰(zhàn)有三人小組調停。在你父親做官的南通，發(fā)生“南通血案”，進步學生、教授被殺，其中也有新聞記者。他們的生命也沒保障。楊剛的哥哥被顧祝同殺死，此事后來由美國進步記者揭露出來。上海一個雜志，三個記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沒有，還有什么采訪自由？只有在現(xiàn)在的社會里，新聞記者才能為人民說話。

面對這白紙黑字的歷史，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怎么把它遺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在“反右”、“文革”中我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滸的批斗會上的這兩次發(fā)言，在我的記憶里，卻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卻沒有忘卻，受重創(chuàng)的心靈，至今也還在隱隱作痛！我怎么會、怎么能把它遺忘？！當年對自己同窗的傷害就已經有違做人的良知；而后來的“遺忘”，就更不可原諒！——歷史的舊痛在我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輕松？這“輕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續(xù)的痛苦之上？這是怎么回事？這究竟意味著什么？！這簡直是一個嘲諷：這些年，我一直在說，要“拒絕遺忘”，但首先遺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一書以后，可以將自己和這段歷史的糾纏告一個段落；卻不料，新的一年一開始，就又遭遇了這樣的尷尬事：1957年那段歷史，不僅是我們國家、民族之痛，更永遠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寧。夜半突然驚醒，歷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現(xiàn)，我反復追問：我為什么會作這樣的發(fā)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審讀，自省，尋求答案。于是，我發(fā)現(xiàn)，我的“批判”始終有兩個重點，一是關于“民主自由”，一是關于“家庭出身”。而這正是我在 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臨滅頂之災的危險的兩大關節(jié)。記得我在反右運動開始后的一次共青團內的討論會上，曾做過這樣的發(fā)言：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會有副作用，從此，知識分子再也不敢講話了。我的結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保衛(wèi)社會主義，我還是贊成反右；但希望堅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識分子嚇跑了。我的這一番發(fā)言，當時就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被認為是“和右派思想劃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邊緣”。因此，讓我出現(xiàn)在江之滸的批斗會上，并作發(fā)言，第二次還是第一個發(fā)言人。我心里明白，這是黨給我的一次機會，也可以說是一次考驗。我關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陳詞”，其實是一個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來和右派“劃清界限”，借此向黨表示我的悔改與忠誠?？梢钥闯?，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力圖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據(jù)”。而這也是黨所要求的：既要緊跟，以黨的觀念為自己的觀念，又要有“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魯迅的分析，說統(tǒng)治者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釋”，即利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解釋其思想、口號，以具有某種學理性?？傊?，一句話：既要當“奴隸”，又要做“奴才”。我的發(fā)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這樣一個會講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關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辭，因為觸動我的心病，那擺脫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轉：先以身說法，硬說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視；再竭力說明黨重視培養(yǎng)工農子弟之必要與合理；最后承認自己因剝削階級出身而天然地不能與黨“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這都是自我說服，煞費苦心而自有可憫之處；可憎的還是那副自以為大徹大悟，揚揚自得，居高臨下地教訓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態(tài)與口吻。但我就是依靠這樣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過了一劫。逃過的代價是對本和自己命運相當?shù)耐暗钠群?，把他人推入萬丈深淵而以自救：這是怎樣的卑劣的行徑和罪惡！而我居然把它忘卻了！……

而這又絕不只是個人之罪。這是體制所必然。我曾經說過，人性本有善、惡兩面；健康、健全的社會與體制使人揚善抑惡，不健康、不健全的社會與體制則使人揚惡抑善。反右運動，以及建國后的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都是對人性內在的邪惡的大誘發(fā)，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大廝殺，逼迫著每個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參與對他人的迫害?？梢哉f，體制異化了人性，異化了的人性又支持著體制。這樣的“體制和個人的關系”：每個人既是體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體、對象，又是體制的主體、參與者，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如果我們不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并力圖改造這樣的體制，那么，像 1957年發(fā)生在我及我們這一代身上的這樣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劇，是會隨時再演的：歷史并沒有真正成為“過去式”。

2008年1 月 14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