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想象一個大學宿舍里的女生，她一直渴望收到郵件，卻從未有人給她寫信。在去宿舍樓郵箱的路上，她意識到到有人在觀察她，于是裝出一副期待某封郵件的樣子，并在沒找到這封郵件的時候搖搖頭，露出困惑的表情——如果不知道有人在觀察自己無助的渴求，她是不會做這種表演的。一個參加社交舞會的男人如果告訴別人（如果他得以和所有人攀談的話），自己過去只是出于好奇，順路來過一次，他會覺得有必要買一杯飲料攥在手上，并找個地方靠著，這樣才像是只想喝一杯的路人。一個少女走進一間滑雪度假旅館的餐飲區(qū)，希望遇到男孩子并被他們看上，但又不想被人看穿，于是假裝找人，并用手托著墨鏡。實際上，墨鏡一直在她的眼睛上方，搭在頭上。（Goffman 1971: 130）

戈夫曼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關注的是個人如何管理自己給別人的印象，而不是他們和別人的來回互動。（關于對話的深度研究是一個重要例外，參閱Goffman 1981。）

戈夫曼指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會盡心盡力給定理由?；谠谌A盛頓特區(qū)一家精神病院的訪談，他得出結(jié)論：在經(jīng)歷了監(jiān)禁所帶來的初始震撼之后，“病人彼此熟悉起來，開始主動吐露自己入院的較易接受的理由，同時接受其他病人的說辭，而避免立即公然質(zhì)疑對方”（Goffman 1961: 152）。從訪談中，他提煉出不同病人對入院的解釋：

我在夜校讀碩士，同時還有一份兼職，負擔太重了。

這里的其他人都有精神病，但我只是神經(jīng)系統(tǒng)出了問題，所以才得了恐懼癥。

我是誤打誤撞進來的。我其實是糖尿病，過幾天就走了。[病人其實已經(jīng)住了七周。]

我有過一段不幸的童年，結(jié)婚后開始尋求依賴。

我的問題在于無法工作。這是我在這兒的原因。我本來有兩份工作，一個舒適的家，而且不愁吃穿。（Goffman 1961: 152–53）

戈夫曼聆聽人們界定自己和他及醫(yī)務人員之間的關系。這些人聽上去就像是遇到某種困難的正常人，而不像精神出現(xiàn)波動的人。

戈夫曼的描述讓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親身經(jīng)歷。在戈夫曼于賓夕法尼亞的一家醫(yī)院進行蹲點觀察時，我在名稱頗不吉利的波士頓精神醫(yī)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我們自己人稱之為“波士頓精神病”（Boston Psycho）——擔任研究助理。（現(xiàn)已更名為措辭委婉的“馬薩諸塞心理健康中心”［Massachusetts mental Health Center］。）這家大型研究機構專攻具有挑戰(zhàn)性的精神病例，并將必須長期監(jiān)禁的人發(fā)送到其他醫(yī)院。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職能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部的一個基地，觀察病人之間以及病人與醫(yī)務人員之間的互動。這份工作的主要考慮是，人際關系本身對病人的狀況有影響。我每天都要與病人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