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以后，我們參加了一個左派學生會，是一個全國性組織在我們學校的分會。我們參加后，就開始接觸黑白和平權的問題。當時南方最突出的是選舉權問題。南方十一個州，投票要交人頭稅，叫Poll Tax。后來我在中國讀到白居易的《買花》詩，深有感觸：“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跟當時美國南方很相似，什么都要交稅，稅還很重，黑人肯定沒有錢，白人也不一定交得起。一個佃農，一年到頭也賺不了幾個錢，為了投票付一大筆錢，他不會干。美國國會最反動的參議員、眾議員都是南方人，他們一輩子也不會被選掉，因為當地絕大部分人沒有投票權，只要20%有投票權的人投他的票，就萬事大吉了。左派學生會要求取消Poll Tax.

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正處在第一階段，希特勒開始攻打英法，蘇聯(lián)還沒有參戰(zhàn)，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美國逐漸趨向參戰(zhàn)。我們都反戰(zhàn)，要求美國不要卷入歐洲的事情。后來蘇聯(lián)入侵芬蘭，跟小小的芬蘭打起來了，美國人同情芬蘭，學生會里面出現(xiàn)反共的人，我就積極跟反共分子斗爭，因此被選為學生會會長。后來我發(fā)現(xiàn)，隨著蘇芬戰(zhàn)爭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反共，而且很奇怪，這些人原來跟共產黨學生一起爭取平權，爭取一般人權，一反共，連這些也都不講了，徹底變化。我想，我要是不參加共產黨，不拋下錨，扎下根，說不定哪一天我也會變得跟他們一樣。我不想讓自己變成那樣的人，我主動找了共產黨的聯(lián)絡人，要求入黨。我是1940年加入美共的。

我不但自己入了黨，還拉我的舍友入了黨。這件事說起來還有個故事。美國麥卡錫主義有個前身，就是30年代的戴斯（Dies）委員會——戴斯是德州的眾議員。該委員會派了兩個人調查我們校長，說他有共產黨嫌疑。我和舍友早上起來從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很生氣，我就說，他們要共產黨，我們就給他共產黨吧，我們倆就參加了共產黨，表示抗議。我們的校長是個個子矮小的南方人，很了不起。剛到學校時，我出麻疹，住在校醫(yī)院隔離病房。校長來看我們，他對我說，我看到病歷，你姓Rittenberg，來自查爾斯頓，跟我的老朋友Sam Rittenberg有什么關系嗎？我說那是我爺爺。這個校長誰都認識。出麻疹認識后，校長請我參加每星期天下午在他家里舉行的茶話會，這是專門招待學生的聚會，什么問題都可以談。有一次聚會，校長講了一個重要的道理，為什么南方的紡織工人做同樣的工作，工資卻比北方的紡織工人低三分之一？原因在于南方的黑人拿的工資還要低，資本家利用黑白矛盾把大家的工資都壓低了。南方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先解決對黑人的歧視問題。這些思想，我都吸收了。但校長不是共產黨，相反，他反對共產黨，不過呢，他認為每個黨派、每種政見都有存在的權利。那為什么會被懷疑為共產黨呢？我們的英語文學教授埃里森是共產黨，大選時，共產黨的副總統(tǒng)候選人，是個黑人，他到北卡羅來納州州府羅利市來做競選宣傳，住在一個黑人開的小飯館里，埃里森教授過去跟他吃了頓晚飯，結果被記者發(fā)現(xiàn)了，州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學校開除埃里森教授。校長說，可以開除他，條件是，你得先開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