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站在解構主義的立場看也是如此，即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在具體的陳述中，人們無法將語言分成截然的兩個部分——修辭的和非修辭的，因為通常是為了運用某種修辭手段，整個表述都要為此調整，由此在具體的話語實踐中，人們難以確定修辭和非修辭的明確界限，它們理所當然都可歸在修辭的名下。當然，人們還可從語用學的角度，即在互動交往中，在具體的交流語境中，而不是在有關的教科書中，深入領會修辭的實踐過程和意義，修辭其實滲透在全部的語言交流和人際交往中。

但是即便如此，以上這些均無法取代字符的創(chuàng)意表達，因為新字符的出現增加了表達空間的維度，這是電子文化以前人們不可想象的維度。特別是這類新字符是以圖像/圖符的方式面世，給各種創(chuàng)意表達提供了無限可能性，圖像/圖符的變化和差異也許遠比我們預料的要豐富、細微、多樣，而且它們一旦被創(chuàng)造出來，往往是成系列地涌現（當然是以原有的動畫形象為基礎）：如“兔斯基”系列、“悠嘻猴”系列，或更年輕一代人所樂意使用的“小破孩”系列、“蠟筆小新”系列、“可愛包子”系列、“綠豆蛙”系列等等，我們能想見其中的喧鬧和幼稚。也許在這方面，今人和原始人相差無幾。相比幾千年逐步成熟起來的人類語言和文字，這類創(chuàng)意表達只有不到十年的歷史，要求自然不能太苛刻。

2.視覺生動性

圖像/圖符提高了視覺的生動性，即便某些圖像/圖符不一定賞心悅目，但是其新異、靈動和形象性卻有著難以言說的感染力，并發(fā)揮著多重效能。當然這種生動性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有簡便的輸入法，使得這一切在實行過程中不那么煩瑣，便于操作。

人類早期文字是有視覺生動性的，無論是象形、楔形還是線形，但是后來的發(fā)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演進，縮減其形態(tài)的生動性，走上實用、規(guī)范的路子。特別是拼音文字，幾十個字母便解決一切問題。然而即便是拼音文字，當初也有其視覺生動的歷史，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據說就是兼具表意和表拼音的兩種功能，生動而有意趣（當然也給后人的破解出了大大的難題，設置了大大的障礙）。例如古埃及鴨子圖形的象形符，既表鴨子，另有“??之子”語義，又可表“sa”這個音。① 但是如此形象活潑的文字，后來卻慢慢步入了拼音字母的規(guī)范，我們可以設想是為了文字傳播的速度和效率，為了更加實用的目的，而犧牲了其形象的生動性。

當歷史翻到新的一頁，當簡便有效的輸入系統(tǒng)替我們解決了速度和效率等問題時，人們似乎在召回象形字符，也許就是為了其視覺的生動性。

或許這里應該回答視覺的生動性和語義的關系問題，即視覺的生動性對語義的理解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當然，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松回答的問題，或者說這不是單憑語言學或修辭學可以回答的問題。不過修辭學的旨歸既然是運用表達技巧以獲得某種特定的效果，那么從這一立場出發(fā)，人們就能發(fā)現，視覺的生動性其實就承擔著修辭功能。它不是由語義的轉換、移置、繁衍等來達成，而是通過形象來影響表達或接受心理，以傳遞感染力。自然，生動性永遠是相對的，任何修辭手段的重復使用，都會產生“審美疲勞”，但是表達的新途徑一旦打開，新的圖像/圖符即可隨時插入，使得符號能指又有了難以預料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