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時代周刊》工作的樂趣之一就是與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共事，他是蘇聯(lián)問題專家，長期擔任外交記者兼《時代周刊》駐華盛頓主任，后來又成為美國助理國務卿。［他也是克林頓在牛津大學的舍友，因此我懷疑他可能為克林頓寫作有關蘇聯(lián)民主的論文（見本書引言部分）出過力。］1987 年7 月，我和斯特羅布一起前往蘇聯(lián)，回來時我們深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會徹底改變蘇聯(lián)與西方的關系。我們寫了一篇封面報道，名為“冷戰(zhàn)結束了嗎”。當時我們的主筆亨利·格倫沃對此持有異議，他是一個外交政策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讓我們換一個語氣較弱的標題：“冷戰(zhàn)降溫了嗎”。格倫沃也曾給《時代周刊》撰寫過一篇知名的有關上帝的封面文章《問冷戰(zhàn)是否結束有點像問“上帝死了嗎”》。在我們這篇報道中，有些內(nèi)容與格倫沃的觀點略有不同。因為到1988 年為止，冷戰(zhàn)事實上顯然不僅降溫了，而且即將成為歷史的余燼。我在1988 年12 月寫了這篇文章，正值喬治·布什（老布什）剛剛當選總統(tǒng)。之前戈爾巴喬夫前往紐約向聯(lián)合國發(fā)表了講話，并與即將卸任的里根和即將上臺的老布什舉行了具有象征意義的會晤。

20 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基本都被禁錮在歐洲同盟關系急劇變化的國際體系中，垂死掙扎。在接下來的40 年里，兩個超級大國在軍事和意識形態(tài)上相互競爭，影響著全球非殖民地區(qū)。如今，在對聯(lián)合國發(fā)表的講話中，蘇聯(lián)領導人描繪了一個誘人的幻象，從此軍事威脅再也不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意識形態(tài)也不再是國家關系的決定因素。

戈爾巴喬夫的設想既大膽又有新意，引人注目，充滿了“化干戈為玉帛”的動人美夢——“變強化軍備為裁軍”，其中包括針對阿富汗、人權和軍備控制等問題的誘人計劃。最重要的是，戈爾巴喬夫單方面決定削減蘇聯(lián)10%的武裝力量，從東歐撤出55 000 名駐軍和一半坦克。如果老布什能夠依此行事，那么這個驚天聲明就能重啟過去的軍備控制會談，反過來也能緩解美國因分擔北約軍防引起的壓力。然而戈爾巴喬夫的策略對美國也充滿著潛在威脅。聲明中削減的軍備數(shù)量之大足以使西方暗自得意，但這與蘇聯(lián)在人力、物力和地理位置上相對于北約所具有的優(yōu)勢比起來，可謂九牛一毛。除此之外，這位自信的蘇聯(lián)領導人通過一攬子精明提議再次讓世界為之側(cè)目，這一回報的誘惑程度足以使西歐保持中立態(tài)度。

但更大的危險也許在于，美國會再次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給出一個富于想象力的回復。戈爾巴喬夫的聯(lián)合國講話是其外交政策“新思維”最有力的闡述，該“思維”有可能繼喬治·馬歇爾和哈里·杜魯門幫助建立了作為外交壁壘的西方聯(lián)盟后引起又一次歷史劇變。但是當蘇聯(lián)運用“點頭”戰(zhàn)略時——只要里根政府提出一個問題，蘇聯(lián)即回答“是的”——美國似乎在冒著危險把“還沒有”說成俄文的“不”。

戈爾巴喬夫時機把握得很巧妙。他表現(xiàn)得像一個能充分運用里根關于和平與裁軍這一不切實際的想法的大師，但是他即將面臨一個比里根謹慎得多的新任美國總統(tǒng)。因此，戈爾巴喬夫明智地策劃了一次及時的會晤，確保他對未來的設想可以順利實施。老布什在他下個月上任前不能做出合理的回應，而里根的反應似乎又風馬牛不相及——他在戈爾巴喬夫離開后的新聞發(fā)布會上不斷地重復一句他最喜歡的俄文俚語：“信任，但要核查。”

戈爾巴喬夫再次展現(xiàn)了他的個性魅力和獨特想法，他依然是世界政壇上最威風凜凜的領導人。他可以與羅納德·里根搶鏡，事實上他成功了。在參觀自由女神像時，這位信仰共產(chǎn)主義的來客就像一位自信的明星；里根步履從容，好似一個親切的老友；老布什則陷入手忙腳亂中，就像他每次看見里根的身影那樣——這一點一直讓他苦惱。后來，戈爾巴喬夫和其夫人賴莎訪問曼哈頓引起了全民轟動，這是自1979 年羅馬天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波蘭以來從來沒有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