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quán)術(shù)歸權(quán)術(shù)。如果馬基雅維里偶爾拈花惹草算不上惡行的話，圭恰迪尼其實跟他一樣，也是品行端正、性情豁達之人。這從幾件事上便可看出。

首先，圭氏在總督任上口碑甚好。他雖然身為教廷欽差，但在羅馬涅當(dāng)政期間，并沒有唯主子馬首是瞻，而是一向自有主張。用《格言集》英文版序中的話說，無論公事私事，他總是為自己治下的百姓著想的。

其次，身居政壇要津的他，竟然也給陰謀反政府的人出主意——他提醒這些人千萬別用信件相互聯(lián)絡(luò)，因為它太容易被政府?dāng)r截，破譯密碼也不是什么難事。正如佛羅倫薩人的諺語所說，吠犬不咬人。我們在生活中也常有體會，敢于暢言厚黑者，心胸多坦蕩，反而道貌岸然的人，更需要提防。

第三，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開一些，看看圭恰迪尼《格言集》中那些壞主意之外更為正式的政治思考，便可知道他對于如何建立一個“良善政府”是相當(dāng)用心的。仍以《關(guān)于佛羅倫薩政府的對話》（以下簡稱《對話》）為例，其中固然也有一些可以與《格言集》相互印證的言論，其重心卻是放在如何協(xié)調(diào)不同利益集團以整飭亂局上。兩書或有相類的語言，這與其說《對話》中也暗藏權(quán)謀，不如說那是呼應(yīng)著《格言集》最正派的內(nèi)容（前揭《對話》英譯本的“附錄”中摘錄了《格言集》中一些與《對話》相互對照的段落，可參見。）

對于這種看似矛盾的表現(xiàn)，我們既可以從心理的角度說他有人格分裂癥，也可以理解為那是人處于道德困境中的自然產(chǎn)物。借用政治上經(jīng)常見到的“非常政治”與“正常政治”之分，面對無章可循的環(huán)境多變，情急之下的決策便易于走入旁門左道。圭恰迪尼一生中，意大利政壇事故頻發(fā)，可以算是“非常政治”的典型時期，他只好借助于自己未必贊成的權(quán)謀。

考慮到《格言集》中的文字并不打算示于人，自吹自擂的可能性不大，我們不妨相信他在書中的自我評價。他說，在一個金錢萬能的社會，人尊重富翁更甚于景仰好人，他也攔不住手下的人去巧取豪奪，可他本人還是“潔身自好，嚴(yán)于律己”的。他認(rèn)為“世間沒有一樣?xùn)|西比輕浮、無負(fù)責(zé)心的人更壞”，這種不講原則之人什么壞事都能干得出來，“所以要像遠(yuǎn)離大火一樣遠(yuǎn)離這些人”。在談到“誠實”的品格時他說，誠實是人人喜歡的好品德，欺瞞偽裝則人見人厭，然而誠實往往只會便宜別人，戴上假面則常對自己有益，不過他還贊美了“那些平日里總是坦誠待人，只在極少見的重大關(guān)頭才搞點欺騙的人”。理由是，有誠實美譽的人，偶爾搞點鬼把戲，畢竟更易于取得別人的信任。

像這種言論，正是一種道德選擇困境的寫照。對于處在規(guī)則已然失效，“自由裁量權(quán)”又極大的人來說，何為“平日”，何為“重大關(guān)頭”，作惡又如何做到適可而止，判斷起來殊為困難，于己于人，禍福常在一念之間。但凡時常出入于善惡抉擇之間的從政者，聽到圭氏這一番話，大概難免會心有戚戚焉。

對他的人品有這樣一個了解，也就可以做出推斷，圭氏這本格言集中那些看上去挺邪乎的想法，大概就是因為他并不想做個城府深藏、工于心計的人，覺得不吐不快才形諸筆端的。至于他這樣做只為提醒世人警惕，還是要傳授于人去實踐；是作為不得已的權(quán)宜，還是如馬基雅維里的“國家理由”那樣屬于政治世界的“另一種德性”，對于后人來說是個聚訟紛紜的話題，這也是他和馬基雅維里一樣易于變成爭議人物的原因之一。例如斯賓諾莎就以為，他們這樣做，只是要告知世人為政者的險惡，而阿克頓則斷定，無信仰者難免受其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