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有三個子女,伯伯、我父親與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 年中共黨員,他告訴我,他在大革命時的黨證號是湘字77 號。也就是說,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 位入黨的黨員。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他辦的開明書局銷售左翼進步書籍,也是中共地下的黨支部與秘密聯(lián)絡站,他本人當時就是地下黨支部書記。他告訴我,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部,這個支部是專門與黨的重要人物聯(lián)系的,來家的共產(chǎn)黨人中還有毛澤東的兄弟。衡陽的開明書局就是我們家辦的,中共黨史上許多重要人物,都到過家中。
伯伯還告訴我,他還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團介紹人。夏是當年衡陽第五中學的進步學生。我們這一代人從中學課本中就對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絕命詩耳熟能詳。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過伯父在馬日事變發(fā)生時,作為當?shù)刂泄颤h組織派往長沙去的交通員,找中共負責人滕代遠時被捕,關進死牢。后來被鄉(xiāng)親鄰舍聯(lián)名擔保,才得免死,還寫了脫黨聲明。出獄以后一生再也不問政治,做點小生意,默默無聞于世。
在“文革”初期,他與伯母曾來上海避難,我與他有過長談,得知家史中許多事情,后來他回到衡陽后,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陽縣的松山農(nóng)村老家。記得那是1973 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后,從大西北轉到桂林,再轉車到衡陽,再趕到鄉(xiāng)下的松山老家看他。那是我與他第二次長談家史,再次從他那里知道父親許多往事。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冬日的陽光下,他半躺在鄉(xiāng)間屋前的竹椅上說過的那段話。大意是,現(xiàn)在他那么大一把年紀了,“文革”初期,來找他外調的解放軍一批又一批。他說:“現(xiàn)在想起來,當年大革命時的人物,無論是參加革命的人,還是參加反革命的人,沒有一個活到今天的,我現(xiàn)在這樣能躺在這里曬太陽,就很不錯了?!?/p>
不知是出于對自己人生失敗的自我解嘲,還是對一生一事無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達觀”兩字來概括,他一輩子與世無爭,幾十年來,一直甘于做衡陽一家文具店的默默無聞的營業(yè)員。他的性格無論如何無法與大革命時代共產(chǎn)黨支部書記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聯(lián)系起來。記得那一次我離開松山老家回上海時,他一直從鄉(xiāng)間家門口出發(fā),默默送我到開往市里的汽車站,我在汽車上望著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襖,這個近八十歲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黃色的田埂邊一動也不動,特別醒目。這是我最后一次與他見面。兩年后,由于在鄉(xiāng)下營養(yǎng)不良,患上了黃疸而逝世。
1973 年那次回鄉(xiāng),我只住了三天。那時我也只有二十來歲,在上海郊區(qū)機械廠里當工人,“文革”初我是一個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廠造反派,那時私下里剛剛開始對“文革”有所反思,而對近代中國的歷史還沒有什么感覺,對于家史也沒有多問。其實他是很愿意講講家庭的歷史的。只要我愿意問,他可以不停地講,直到現(xiàn)在,我對大革命歷史的興趣與日俱增,現(xiàn)在再想聽到這位大革命時代的當事人對那段歷史的看法,已經(jīng)不可能了。如果他還活著,我一定會問他,他與大革命時代的重要領導人物有些什么交往,對毛澤民的印象如何?當時鄉(xiāng)下農(nóng)民運動如此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當年對農(nóng)村的痞子革命是怎么看的,現(xiàn)在看法有什么改變?我還想問他,像他這樣的活躍人物,被捕后為什么能逃離死刑的命運,難道一張退黨聲明書加上鄰居集體作保就可以了嗎?當時反革命的鎮(zhèn)壓到底到什么程度,等等。伯伯已經(jīng)作古多年,所有這些問題已經(jīng)沒有人能回答了。
我們家的左翼政治傾向還直接影響到我的母親與姑母。她們在大革命時還是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居然都參加了衡陽的共青團。1952 年母親在我五歲時過世,我與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對于自己過去的歷史卻從來閉口不談。我怎么知道她們曾經(jīng)是小革命黨這件事的呢?那還是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偶然好奇地翻到過姑姑的一本舊筆記本上寫的交給組織的自傳摘要。其中有一段記述令我印象很深:她們這兩個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陽市菜場里,向居民宣示由于自己年幼無知,參加了共青團,從此以后,保證以后要好好讀書,不再參加共產(chǎn)黨組織……可能是由于她們兩個小姑娘年紀太小,當?shù)卣疀]有怎么追究。后來大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 年馬日事變后,大革命失敗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