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到牛津大學學習歷史的時候，對德國抵抗希特勒特別感興趣。我曾站在柏林前德軍司令部的可怕庭院中，克勞斯·施陶芬貝格上校（Claus Count Stauffenberg）及其同黨就是在此被槍決的。我也曾親眼目睹了1974年7月20日炸彈計劃的三十周年紀念活動。在牛津大學學完第三帝國的歷史后，我回到柏林開始著手我的畢業(yè)論文，研究納粹統(tǒng)治給柏林帶來的痛苦。讓一個人成為抵抗的戰(zhàn)士、另一個人成為助紂為虐者的東西是什么？抵抗的戰(zhàn)士是指施陶芬貝格，助紂為虐者是指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我對這個問題著迷不已。亞當·馮·特羅特（Adam von Trott）是這方面特別有趣的一個例子，因為他的抵抗之路既漫長又復雜。特羅特深愛自己的祖國，同時又痛恨統(tǒng)治祖國的獨裁者，愛恨交織，備受折磨。

事與愿違，我最終并沒有寫德國抵抗希特勒的故事。我發(fā)現(xiàn)，在柏林墻的另一邊，在共產(chǎn)主義的東德，人們同樣面對著抵抗還是配合的兩難困境，盡管形式要溫和一些。因此，我沒有寫一篇有關(guān)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柏林的論文，而是寫了一部有關(guān)昂納克（Honecker）統(tǒng)治下的柏林的著作。我還研究了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的中歐的異見分子，陪伴他們在艱難的解放之路上前行。這些共產(chǎn)主義統(tǒng)治下的異見分子與德國的納粹主義抵抗者有兩點共同之處：一點是總糾纏于道德和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另一點是總擔心戰(zhàn)后（對于反共產(chǎn)主義的異見分子來說，這是指冷戰(zhàn)后）可能出現(xiàn)的任何歐洲新秩序的道德基礎。

在實力和道德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緊張關(guān)系。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建議我們多懷疑實力而不是相反。正是這個原因，歷史上的政治理論家針對該問題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從亞里士多德堅持認為美德是良政之因亦為其果，到當代國際關(guān)系方面的學術(shù)研究著作，解決人道主義干預、人權(quán)、合法性和正當性等問題。（我希望，如果我基本上互換使用道德和倫理的術(shù)語，哲學家們能夠原諒我。）

我應該把這些學識和思想應用到我所謂的“歐洲實力”中。這也需要解釋一下。我這里所說的“歐洲”主要“指歐盟或者與歐盟相關(guān)”。我很清楚，歐洲和歐盟有著巨大的差異，但在此我確實主要指歐盟，作為各國的獨特共同體，外交政策的獨特參與者。這個名詞“實力”一直被簡潔明了地定義為“達到任何預期效果的能力”，或者換句話說，你想讓他們做什么，他們就得做什么的能力。

“歐洲擁有什么樣的實力？”這個問題引人入勝。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給出的一種答案是“沒什么”。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將其有關(guān)美國人來自火星和歐洲人來自金星的著名文章題為《強權(quán)和弱勢》（Power and Weakness）。美國強大，歐洲弱小。如果你像許多新保守主義者一樣，對實力只有一維的定義，即簡化為軍事實力的單一維度，這種立場才站得住腳。即便在當時，歐洲也不乏潛在的軍事實力。畢竟，歐盟的成員國擁有一百多萬武裝人員。然而，歐盟缺少可以部署和運作的軍事實力，也缺乏動用軍事實力的意愿。有人可能會補充說，對于許多歐洲人而言，不愿動用軍事實力正是歐洲實力的道德基礎之一?？赡苁侨绱耍€必須考慮實力的另外兩個維度：經(jīng)濟實力（在這方面，歐盟基本上與美國旗鼓相當）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謂的“軟實力”（經(jīng)濟、社會、文化甚至還可能是大學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