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間—我們共有5間—墻上布滿了宗教人物和帶有許愿燈的圣像，這是家里父親允許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間。外祖母去教堂，沒告訴父親就把我?guī)狭恕Ｎ蚁矚g復活節(jié)儀式，只是嫌時間太長……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樂所在—她不去劇院或電影院。她只讀宗教書籍，也是我最早學著讀的書。母親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沒有時間，再說父親也不會答應。學校教我成為無神論者，但我喜歡教堂的美麗。外祖母去世時，父母已離婚[1934年]，母親鼓勵我繼續(xù)上教堂。我有時甚至領受圣餐，參與懺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認為自己特別虔誠。當然，在學校里，以及參軍[1941年]后，我從不談及自己的宗教。那樣的事必須藏掖起來。[76]

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意見分歧制造了很多沖突。父母說的和老師教的常有矛盾，孩子們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寫道：“回家聽到一種講法，在學校里又是另外一種，我不知道誰是對的。”宗教問題特別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兩股力量的爭奪”：學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說確有上帝”。宗教問題分裂了年輕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農(nóng)村，那里的老師鼓勵兒童挑戰(zhàn)老一輩的信仰和權(quán)威。一名農(nóng)村男生在1926年寫道：“喝茶時，我與母親爭論上帝的存在。她說，蘇維埃政權(quán)打擊宗教和神父是錯的。但我向她保證：‘不，媽媽，你是錯的，蘇維埃政權(quán)是對的，神父是個騙子?！焙⒆右坏┘尤肷傧汝?，便信心倍增，自覺成為移風易俗運動的一員。一名少先隊員寫道：“四旬齋期間的一天，我從學校回家，祖母只給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說：‘別生氣，四旬齋還沒完?！一卮穑骸畬δ銇碚f，可能有道理，因為你是老人。而我們是少先隊員，沒有義務遵循這些儀式?！钡搅斯睬鄨F，這種自信更加顯著，激進的無神論是“先進”政治覺悟的標志，幾乎是入團的先決條件。[77]

父母必須認真考慮如何給孩子講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傾向，也往往不想讓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們知道，孩子長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須適應蘇維埃文化。這種妥協(xié)在專業(yè)人士的家庭特別常見，家長們明白，實現(xiàn)孩子的理想，還需依賴國家的認可。一名工程師（他父親是個建筑師）回憶：父母在革命前長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導的原則，但他自己從小就必須遵循不同的原則，如他所說的，“既要體面，又要滿足所有的社會需求”。類似情形也發(fā)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親彼得和母親瑪麗亞都是圖書館管理員，信教，經(jīng)常去教堂，但從不引導三個女兒信教，其中一個女兒回憶：

父母這樣認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會與子女講上帝，因為我們生活的社會，將不同于他們所經(jīng)歷的。他們無意讓我們過雙重生活，特別在我們加入少先隊或共青團之后。[78]

很多家庭都過著雙重生活。他們慶祝蘇維埃公共節(jié)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紀念日），順應政府的無神論思想，但在私下場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葉卡捷琳娜·奧列茨卡婭是社會革命黨人，20世紀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贊。她與一對母女同住—母親是前鐵路工人的遺孀，女兒是共青團員，在一家紙廠工作。老婦人是虔誠的教徒，但在女兒的堅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櫥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團發(fā)現(xiàn)家中有圣像，女兒害怕會被解雇。奧列茨卡婭寫道：“在星期日和重要節(jié)日，她們會在晚上卷起帷幕，點燃許愿燈，通常先把門鎖上?！卑矕|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樣神秘的家庭長大，父親從1922到1928年是薩拉托夫省的一個村蘇維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東正教信仰。安東尼娜回憶：“父母都篤信上帝，記得所有的祈禱文。父親格外虔誠，但很少談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時候。他從不讓我們[他的三個孩子]看到他祈禱。他告訴我們，必須學習學校對上帝的解釋?！卑矕|尼娜的母親是一名簡單的農(nóng)婦，在桌子抽屜里藏了一幅圣像。安東尼娜發(fā)現(xiàn)它時，已是20世紀70年代母親去世之后。[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