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更應該引述馬霍麥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斷：

每一個正直的人一定都極不樂意接受這樣的結局：邪惡行為的肇事者得以逍遙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憲法制約的大赦的保護。但是使我們選擇這條途徑的各種情況值得我們仔細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發(fā)生的年代里，有關監(jiān)禁和犯罪調(diào)查的法律以及為調(diào)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進行公開調(diào)查、取證和糾正。在這個可恥歲月中發(fā)生的一切大都籠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實和證據(jù)。親人失蹤了，有時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講述他們的遭遇。其他人要么自由遭到侵犯，尊嚴受到打擊，要么在留下深重創(chuàng)傷的內(nèi)訌和沖突中，名譽受到極為不公的詆毀。惡魔與無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專制掩蓋了真相，把它們藏進了我們歷史的陰暗旮旯中。記錄難以獲取，證人要么身份不明，要么死了，不能或是不愿出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對親人的傷心記憶和本能的懷疑。幸存者因此承受著深重的創(chuàng)傷，但同時他們又無法將自身的感受轉化成經(jīng)得起法律考驗的客觀和確鑿的證據(jù)……6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證據(jù)，還有一些則因為訴訟時效、因為犯罪發(fā)生的時間過于久遠而受到影響。馬霍麥德大法官在其判決中也指出了這種司法僵局造成的后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于刑事訴訟，那么另一條出路就是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訴訟權，但又沒有足夠的證據(jù)勝訴，繼續(xù)讓許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們的親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他們對真相的渴求永遠得不到滿足，使他們永遠無法平息心中的義憤和痛苦；與此同時，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卻無法成為新秩序的積極、全面和開創(chuàng)性的參與者，因為他們內(nèi)心混雜著迷茫、畏懼、內(nèi)疚、不安，有時甚至是驚恐。7

因此，審判作為處理歷史問題的各種可能方式中的極端方案，被否決了。

還有些人反對審判的方案，輕描淡寫地說我們應該讓過去的事就過去吧。這一方案是前政府及執(zhí)行其命令的安全部隊所竭力尋求的。他們吵吵著要一個一攬子方案或是全面大赦，就像在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及其追隨者對自己實行大赦，并以此作為放棄軍管、將政權移交平民政府的先決條件。盡管他們同意任命一個真相委員會，但委員會只能關起門來審案，而且不能審查皮諾切特將軍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隊的檔案，即使審查也不是為了定罪。皮諾切特將軍以及政府和軍官寬恕了自己：只有他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們集被告、原告和法官于一身。由于智利大赦的宗旨不像南非那樣是為了確定責任，我堅決支持最近對皮諾切特將軍的引渡請求。我們不能容忍罪犯不僅可以決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還不允許他人質疑他給予自己大赦的依據(jù)以及所赦免的罪責。

南非的情況則是不實行全面大赦。每一個參與迫害行動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并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由它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赦免的苛刻條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們也強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于遺忘，有人指出，我們?nèi)魏稳硕紵o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后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jīng)驗其實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尷尬地頑固存在著，它將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除非我們徹底地解決一切。我們必須直面禽獸，否則它就會反過身來要挾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