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衣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受到重用。不過，朝廷其實很難根絕太監(jiān)的勢力，許多雷厲的上諭都難以徹底貫徹，而不得不在施行上有所變通。1665年，上諭諭令凡令兒子、孫子去勢者等同

犯罪；1684年，另一道上諭則把罪責限定在強逼外人去勢者，即今后父母閹割自己的孩子，或自行去勢者不在課刑之列。52前一年的上諭允許一品、二品官員蓄養(yǎng)太監(jiān)。53到了1724年，已有必要嚴禁旗人自宮成為太監(jiān)，54這再明顯不過了，滿人的尚武精神已然

凋零。同年，太監(jiān)的俸給幾乎翻倍。55

清初，特別是康熙年間，降清漢人不論是旗人或包衣，都是最風光的時刻。滿人還不是很有自信，亦乏流利的語言能力，無法駕輕就熟操持省務；但又不相信一般漢人會忠心為朝廷效命，而太監(jiān)又受到嚴格的制約。因此，具有漢人血統(tǒng)但世代又以正白旗包衣身份在內(nèi)務府當差辦事的曹家在這段期間—即自1650年代曹寅的祖父（曹振彥）任職兩浙都轉(zhuǎn)運鹽使司運鹽使，迄于1728年，雍正皇帝最終革去曹寅嗣子（曹頫）的織造職位—積累了萬貫家財，就絕非機緣巧合。不過，在細細追索曹家歷史之前，有必要更進一步探究難以定位的包衣身份。

然而此非易事，因為包衣鮮少出現(xiàn)在正史。只有通過檢閱滿人族譜的片段，才能拼湊出包衣的真實面貌。56包衣大多沒有官職，他們在宮中擔任侍衛(wèi)或差役。自基層升遷的人，最常出任的官職是宮廷侍衛(wèi)的低階軍官，或內(nèi)務府的筆帖式、主事等胥吏，稍微好一點的是員外郎、郎中，其中地位最為顯赫的是二等、三等侍衛(wèi)。57在王府下五旗當差的包衣，亦擔任類似的職位。58

包衣亦可外放在各省官僚體系當差，不過這種情形十分罕見。若真有這類外放情形，也與包衣所屬旗籍無關，而有可能是突然有職位開缺；包衣外放各省當官，可能是基于皇室或親王的舉薦，而非循六部的管道，因為這類官員并非都擁有科舉功名。清朝開國的頭一百年，59任職知州、知縣的包衣逾七十五人；官拜知府者

二十四人。60其余包衣任職各省與京城各部：內(nèi)閣和翰林院、太醫(yī)院和通政使司，亦有出掌統(tǒng)領、督糧道和鹽運使。61至少有四名包衣?lián)碛羞M士功名，其中兩人是武進士；62被提到中舉的包衣有

三十四人，但幾乎全集中在雍正朝。63這顯示包衣制度到了十八世紀已漸趨靈活。

位極人臣的包衣實屬鳳毛麟角。有兩名包衣出任福建和江蘇的布政使，64有四人在華中省份擔任按察使。65有兩人掌理御史大夫，66有少數(shù)人加封低階的世襲頭銜，或尚書之類的榮銜。67曹寅的父親曹璽就屬于后者，官拜內(nèi)工部尚書。兩位包衣署理巡撫之職：1718年至1722年的福建巡撫呂猶龍，1722年又轉(zhuǎn)任浙江巡撫；68 1674年至1679年的浙江巡撫陳秉直。69有一名包衣甚至官拜總督。此人就是吳興祚，正紅旗包衣，是個貢生。歷任知縣多年之后，吳興祚先后獲拔擢為福建按察使、巡撫，最后官至兩廣總督。70吳興祚的官宦生涯與一般官員并無殊異，很難說他的包衣身份造成什么樣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