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單讀》：以賽亞·伯林曾說過：研究歷史需要一種想象力。在歷史寫作中，比如說像《孔子》的寫作過程中，有很多千年前的生活細節(jié)、日常場景以及人的行為規(guī)范，是需要想象力再綜合以資料才能復(fù)原的，您是怎么做到，并且把握好那個度？

金安平：首先，對于想象力，我有一種本能的信任。這可能和我小時候與父親辯論莊子有關(guān)。其次，想象力本身有很多種，有司馬遷式的想象力，有《左傳》作家式的想象力，班固也有他的想象力，而莊子的想象力簡直就是達到了瘋狂的地步……我非常喜歡《齊物論》，那里面就蘊含著一種近乎瘋狂的想象力。

在寫《孔子》那本書時，我看了很多史料，后來覺得像《禮記》里的很多就不是史料，而是講故事，有關(guān)于孔子的故事。你要在多大程度對它們達成一種信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反復(fù)閱讀漢代的著述，尤其是《禮記》，其中很多的記載是比較晚的，包括有一些是西漢的逸聞，故事成分過重，仔細考慮之后，就決定棄之不用。主要以《左傳》、《論語》加上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這里面就有很多歷史的場景。

那是尋古的一方面，但同時我又考慮其他的因素。我非常喜歡莊子，尤其是“外篇”《山木》等，我反而覺得莊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對孔子有一種“同理心”（empathetic understanding），這個“同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同情，也不是某個向度上的理解，而是一種整體層面上的理解。這就回到歷史研究中的想象力的問題，歷史學(xué)家在尋找史料的時候，尤其是研究千年前的主題時，他必須對研究對象有一種強烈的“同理心”，再加上他的歷史想象力。

我覺得莊子就抓到這一點了。比如，莊子他對孔子和弟子顏回的關(guān)系，就有一種“同理心”的理解，而孔子在談到教育、談自己的各個弟子，只是一種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這和歷史想象力（historical imagination）不一樣。而莊子兩方面都顧及到了，在《田子方》、《山木》篇中，他就在以一種豐富的想象力來抒寫，他會嘲笑孔子，同時也會以非常低的姿態(tài)來嘲笑自己，以自身為參照系來理解孔子。每個人都有他的瑕疵和缺陷，你可以自嘲，也可以嘲笑他人，將自己和他人放在一種歷史語境中，相當(dāng)于把自己置身事外，來評價、想象和再現(xiàn)一群人，這是歷史寫作的精髓。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莊子觀照出了孔子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精神內(nèi)核。所以我在前言中說了，我決定將《莊子》作為一個重要的資源和研究來源，當(dāng)然不會太多，因為它在史實上畢竟缺乏可靠性。但從歷史的整體的想象力上，它很重要，抓住了本質(zhì)。

《單讀》：所以說，這是一種整體層面上的理解。

金安平：有的時候，再現(xiàn)一個真實和飽滿的歷史人物，光靠史料本身是無法達到的。反而像莊子那樣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越過史實直達本質(zhì)。比如我在書里講到，孔子周游列國的線路，按司馬遷的《史記》里的記述來復(fù)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反而一位日本學(xué)者在他的一個很短的“孔子傳”里提到，《莊子》里寫到的孔子周游路線反而比較可靠，就是從魏經(jīng)宋，從宋到陳蔡，到楚，然后又到魏，最后回到楚國。而按司馬遷《史記》中的那條線路，來回穿越，從時空上是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