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30年前，我大學剛剛畢業(yè)到媒體供職，突發(fā)奇想創(chuàng)辦了一個《對話錄》的專欄，從《北京晚報》開始，后來轉到剛創(chuàng)刊的《文匯讀書周報》上。內(nèi)容無非是采訪京城文化界領袖的筆錄，在當時的報刊中還算開創(chuàng)了一個思想采訪的欄目。因為這段經(jīng)歷，我采訪了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王力、金克木、季羨林、費孝通、吳冠中、李澤厚、劉心武等名碩，騎車不知道把北京轉了多少遍。當時條件差，大部分家庭尚無電話，不管是誰，基本都是設法找到地址就去敲門，能談就坐下來談，不能談就再約。

干了一年多，專欄有了些規(guī)模，有位媒體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個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難得這樣好的機會，為什么不趁機和每位都留影作為紀念呢？日后擺出來，多輝煌呀！”這里需要提醒大家：當時相機不普及及報社不發(fā)，個人難得有。但這位朋友知道我家有架蘇聯(lián)的老相機，還相當好使。在他看來，我確實是什么便利都占了，卻不知道利用，實在可惜！

其實，我也覺得朋友的建議有理。但是，臨出門總是想不起帶相機。拜訪這些人，心思全想著怎么和人家對話，哪里顧得上拍照？我覺得，能有機會和自己喜歡的人長談，才是最為難得的機會。至今我還記得金克木無情地嘲弄我對權威的崇拜：“我們年輕時和你們不一樣。腦子里有什么問題，就自己去看書，去想，尋求答案，還不知天高地厚地寫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紀輕輕，怎么有問題要畢恭畢敬地跑到我這個隨時準備進八寶山的老頭這里來求教？”這里不乏自謙和自嘲，但他也確實看準了我沒出息的軟肋：缺乏獨立思考的基本信心。這話在我腦子里盤旋了多少年，后來導致我放棄記者生涯，轉入研究，陰差陽錯地走到今天。

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雪莉·透克的文章，開篇講的是一段類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劇演員阿茲·安薩里，在洛杉磯街頭經(jīng)常成為追星族們的目標，大家紛紛拿著手機要拍照。他對自己的粉絲相當客氣，但拒絕和粉絲合影，而是要和粉絲攀談：你的音樂口味？對我的哪段小品喜歡？有什么意見？等等。粉絲們的狂熱勁兒一下子褪去許多，談不出所以然來，最后帶著沒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機失望地離去。

雪莉·透克以研究新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個自我》，都是聚焦于計算機對工作習慣、生活方式、人際關系、自我形成等方面的影響。2011年她出版的《孤獨地在一起》，則是探討移動通訊技術對當今一代人的沖擊。她用阿茲·安薩里作為例證來說明自己的主題：阿茲·安薩里主動和自己的粉絲們對話。難道這些粉絲蜂擁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嗎？但他馬上發(fā)現(xiàn)：粉絲們要的不是和他互動的經(jīng)驗，他們要的是記錄，即用手機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自拍的功能就在這里：用攝像標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時刻，不惜為此打斷我們生活的經(jīng)驗本身。久而久之，經(jīng)驗已經(jīng)不重要，甚至干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個鏡頭存到手機里就行。

為什么大家對用自拍記錄自己的生活如此著魔？因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自拍記錄自己的生活并把這種記錄分享，似乎就是沒有生活過。其實，這種通過自拍記錄下來的，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頓。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從事的活動，對著手機自我“冷凍”成形，中國人還特喜歡伸手打個V字。于是，大家不停地自拍、傳送分享。這些活動，不僅在教室、會議中進行，甚至侵犯到劇場、餐桌、葬禮，甚至夫妻情侶上了床也各忙各的短信。奧巴馬在曼德拉的葬禮上和丹麥女首相施密特熱絡自拍，惹得第一夫人米歇爾一臉慍怒的照片，曾在媒體上走紅。嚴肅的讀者并不會對奧巴馬是否當著妻子的面和女首相調(diào)情的小報主題浮想聯(lián)翩，但是，大家都是國家首腦，每時每刻都被攝像機盯得緊緊的，難道這還不夠？在這么一個歷史性的葬禮上，用自拍來另開一臺戲，在肅穆的場合中自尋快樂，豈不有失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