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t Happens”是高中生和大學生的T恤、汽車貼紙上常見的標語。撇開它的粗俗不說，它的震驚之處就在于，它真實得太明顯，完全不可否認、無法避免。盡管如此，一旦壞事確實發(fā)生，這等宏闊的洞見就會瓦解。人們總是尋求可責備的人，由此否定悲劇——甚至那些（認為自己）有很少或沒什么個人責任觀念的人，也會如此。換句話說，悲劇不只是“發(fā)生”。它是招致的，是行動的產物，因此，必須有某人或某物為此負責。

否定悲劇始于一個看似無害的哲學命題：無論發(fā)生什么事，都有它的理由。若回溯到亞里士多德，這個“理由”（或“原因”）觀念最終要根據意圖、目的和目的論來理解。我們即刻就要找尋某個人——某個要負責的人，或者依情況來說，某個不負責任的人：司機、制造商、醫(yī)生或醫(yī)院、父母?；蛘卟荒敲粗苯拥?，我們責怪制度、憲法、國家、文化。我們將自然人格化，由此創(chuàng)造出能夠負責的“某人”（中國人仍把地震稱之為“大地的震怒。”二流進化論者仍把自然選擇當作某種有目的的過程來談。）當然，我們也將機器人格化——因此我們踹車子、罵電腦。絕望中，我們會責怪“體制”。即使找不到任何具體可見的、合理的候選人，也還總可以責怪上帝。

把自然災害說成是“上帝的作為”，就有一定的揭示性。人們在獲得成就時從來不會想到要感謝和稱頌上帝，但若遭遇不幸，則會毫不猶豫地怪罪上帝?！斑@是上帝的旨意”，可以說是拒絕接受悲劇、堅決主張理性化的哲學和態(tài)度的一個萬能概述。但是，即使不訴諸神明，我們也會在萬物中尋找善、尋找理由。在此，我們可能會說，這里的理由是不理性的。我們修改我們的敘述，以便符合我們對事物理應如何的想法。而且，在找不到目的的地方，我們會發(fā)明一個目的。失敗是“有教益的經驗?！奔胰诉^世“會讓我們懂得珍惜”，而久病而亡則是“真正的解脫?！?

哲學史上，這種做法通常被稱作“充足理由律”。 它可以被追溯到古代，但奇怪的是，到現(xiàn)代才盛行起來，尤其是在歐洲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那里，如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以及浪漫派悲觀主義者亞瑟·叔本華。當然，這一原理在科學上還有可操作的版本（“一切發(fā)生之事都有個解釋?！保?，在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那里，它更多的是一個神學原理，是對上帝的各種顯現(xiàn)的萬能說明。在萊布尼茨看來，它是關于上帝各種選擇的簡明原理。在斯賓諾莎那里，它更多地是對一切發(fā)生之事的“必然性”的一個說明，但結果大同小異（與道家相似）。一切發(fā)生的事，都有一個理由，最終的理由是上帝。在許多方面，叔本華是一個較為有趣的例子。他是一個率直的目的論者，但有兩個非常絕妙的地方，即他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宇宙的終極目的性。根本上來看，叔本華的論點與我這里要探尋的論題極為相似（但我沒有他的那種悲觀主義）。叔本華說，訴諸充足理由律終究是幻覺，會落空，只能增加而不會減少世間的苦難。盡管如此，我們仍可能無法擺脫它。

充足理由律所涵括的范圍極廣：從科學探究的哲學辯護，到試圖闡明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計劃的十九世紀神義論。但經過理性化之后，它還有一個較為世俗卻較少世故的前哲學功能。比如，陰謀論者搞陰暗的推理，總是堅持有一個罪犯：某個秘密集團、共產主義、國防部、黑手黨、國際銀行家、猶太人、阿拉伯人、國際資本主義、男權制、中情局，或者當代人最愛提到的外太空訪客。據此觀點，就根本不存在“間接佐證的”這回事。（或用哲學術語來說，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此之后，必因為此】。）任何現(xiàn)成的可疑或批判對象，哪怕只是有一個動機而沒有必要的實施手段，就可能受到責備。人們可以說，陰謀論者是些想象力過于活躍而哲學敏銳性不足的人。一切發(fā)生的事情——他們也相信——都有一個理由。只不過恰好是一個惡意的理由，激發(fā)的不是我們的感激或崇拜之情，而是我們的恐懼、厭惡和憎恨。但不管怎么說，邏輯是一樣的。

這個邏輯就是，壞事絕不只是發(fā)生而已。我們不愿承認悲劇，不愿接受如下事實：生命是個悲劇，而且沒有人和事需要“負責”。因此，肯定是有人使我們如此。用最粗俗的表述來說，充足理由律的觀點就是“必須有人為此埋單！”當然，這不只是個哲學上的誤解。文化上來看，美國社會盛行的合法的意識形態(tài)似乎致力于這樣一個觀念：凡事沒有“意外”，冤有頭，債有主。當律師提到“上帝的作為”時，可能會被誤當作隨意的說辭或不經意的虔誠，但稍稍反思就會發(fā)現(xiàn)，它揭示了一種對責任的否定，并極其機會主義地作出假設：沒有什么發(fā)生的事情是無理由、無目的的，因此不可能沒有一個應負責任的行動者。如果最直接的責任人有借口或得放他一馬，那總會有較為間接的其他方為此負責：行動者、制度、制造商、許可單位。

實際上，根據“嚴格責任”來說，責備與責任甚至可能不是一回事。一個人甚至沒有任何罪錯，也可能負有責任。這里默認的立場是，不可能有完全意外的事情，即不可能存在沒有原因、行動者和目的的事件，總要有可以責備的人。在美國，這一立場的實際運作，根據估算，需每年花費3000億美金。 這就是持續(xù)不斷的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危機，用哲學的話語來簡潔概括就是，我們堅持要讓別人為我們的不幸負責，有時完全沒有任何合理的“過錯”觀念，也要求賠償（“正義”）作為酬報。除了要付出數(shù)十億的美金、上百萬小時的時間和心靈的焦慮外，生命的悲劇感也消失了。“總有人要為此埋單！”

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問題揭示了否定悲劇的另一個丑陋面，它與堅持問責緊密相關——即責備他人。這就是權利資格現(xiàn)象。這里存在著一種反諷，更別說某種極端的不一致了。我們會隨時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他人，但也同樣善于否定自己的責任，無論是我們自己的不幸，還是我們直接或間接地對他人造成的不幸。我們受苦時，苦難就不是我們自己的過錯，因此我們應得到補償。潛在的意思是，我們有資格獲得美好生活，過一種幸福、健康、舒適的生活。（可是連《獨立宣言》也只是聲稱我們有資格“追求幸福”。）如果我們未能找到那幸福，就一定要有人負責。若我們遭遇意外甚至（如今）生病了，也一定是某個人或某個機構剝奪我們應得的美好生活，他、她或它虧欠了我們。甚至父母也成了這種“不公生活”的控訴對象。請注意這類要求的邏輯，以及關鍵詞“應得”“權利資格”和“欠付”。這些可能是正義的語言，但不是悲劇的語言。從大的視野來看，我們誰都沒有“資格”得到任何東西，更別說幸福了。這并不是說，幸福不值得擁有和提倡，這是另一回事，而是說正義的語言在更大的悲劇問題中沒有位置。

然而，“補償”觀念在我們身上很頑固，甚至在——尤其在——悲劇的恐怖情境中也是如此。在車禍中致殘的人自然會控告另一方的司機，哪怕它確實是一場“意外”。（沒人酒駕、粗心大意或過于疏忽。）作為一種社會工程——為了確保無行為能力人獲得某些資金支援手段的計劃——哪怕沒有效率，其目標也無懈可擊。但這里要說的不是這個。我們很難接受某人確實運氣不好這樣的說法。盡管我們寧愿運氣不好，也不愿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但我們更愿意責備他人，覺得自己有資格去扯平。若他人也只是運氣不好呢？好啊，那就讓他們來埋單唄。如果“他人”是個公司或專業(yè)機構，運氣夠好，在相關產品或行業(yè)上能獲利，那就更沒話說啦。在西方哲學中，即使不能追溯得更遠，至少從圣經中的先知開始，受害者可以訴求和期望什么，一直都是個重要論題。但是，要說對這些加以普遍化和制度化，沒有比美國做得更徹底的地方了，用柏拉圖的話說，每一個公民都有其應得，至少有在法庭申訴的權利。

另一方面，認識到生命并不公平，也可以是一種理性化，聳聳肩把責備和責任的想法掃到腦后。當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tǒng)說到生命并不公平時，激起了強烈的怨恨，這不只是因為他的職責就在于保證生命至少在美國是公平的，而且是因為他說的顯然是真理。他還踐踏了我們最內在的希望：至少在美國，生命是公平的。（羅納德·里根橫掃下一屆大選，就是因為他向我們保證，通過“涓滴經濟學”，公平會再次照亮“美國的早晨”。）卡特的失言是公平的警告。好人會欣欣向榮（或那些欣欣向榮的人必定是好人），壞人將頹?。ɑ蛉纛j敗，必定是他們做了壞事），這個觀念是不能挑戰(zhàn)的。里根從中汲取營養(yǎng)的那種好萊塢式幸福結尾會有的情節(jié)大意，可不限于電影里，從權利資格的角度來看，人們也期待它出現(xiàn)在真實生活中。

因此，讓我說得明顯一點：有些事在我們控制之內，那就是正義的適當領域。我們與他人一起生活在一個社會里，人們要對自己的所為負責。在這個社會背景中，我們因被他人欺騙而感到被冒犯、生氣、憤怒，甚至要去懲罰，這是正當?shù)?。但我們也生活在一個“冷漠的”宇宙中，有時還要與之對抗。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語境。我們說自然“欺騙”我們，但我們明白這樣說時滑向了隱喻的地帶。自然不會欺騙。沒有人可以責備。哪怕是最虔誠的人也明白，某些所謂上帝的作為并不是出自上帝。最糟糕的是，它們恰恰是上帝疏忽的結果，或許仍值得責備或在神學上令人困惑，但不是直接的傷害，沒有可以期望的理由或現(xiàn)成的解釋。因此，可以責備誰，我們有資格要求什么，這一點并不清楚。這使我們走向了最為人矚目的一個哲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