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留學畢業(yè)前夕，容閎就認定以派遣留學生為先導建立新式教育體制，是救國強國最重要的途徑?；貒?，他一直想方設法，卻屢屢碰壁，一籌莫展。得到曾國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時機，因為自己與曾畢竟不熟，而且當時國人對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學完全沒有概念，若操之過急，很可能欲速不達。

他在美國訂制的機器8月順利運到上海，完好無缺。容閎也在9月回到上海。這批機器成為江南制造總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機，是中國工業(yè)化起步的重要標志。對容的工作，曾國藩大加贊揚，不久即保奏容閎為五品實官，被封為江蘇省候補同知，在江蘇省衙署任通事譯員，官階五品。在江蘇省衙任通事譯員期間，容閎結識了另一重要的洋務官員丁日昌，丁當時為蘇淞太道。兩年后，丁日昌升為江蘇巡撫，這時他對容閎的思想、見識非常了解、佩服。丁與在中央掌大權的滿族大臣文祥熟悉，所以鼓勵容閎將自己的治國方略寫個條陳，由他轉給文祥。聽到這個消息，容閎興奮猶如電擊，跳了起來。他立即提了四點建議：第一，組織輪船股份公司。不準外國人入股。第二，政府派優(yōu)異青年到外國留學。第三，政府開采礦產(chǎn)以盡地利。第四，嚴厲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以防外國干涉中國主權。這四條建議，容閎最看重的其實是第二條，即派青年學生到外國留學，但他知道實行這一條困難最大，一年前“同文館”要學數(shù)理化引起的激烈爭論、反對余波未息，派學生出洋更加難以想象，所以將其列為“第二”；并且，此條對留學的目的、人數(shù)、方法、管理、經(jīng)費等一系列問題都詳加論述，切實可行。然而，條陳交上，并無下文，容閎深感失望。

失望但不灰心，容閎只要見到丁日昌仍叮囑他不要忘記自己的“留學教育計劃”，懇請他向曾國藩提及此事，甚至請他直接向皇上奏請。丁日昌畢竟更了解官場成規(guī)，勸容閎不要操之過急，耐心等待。1870年“天津教案”發(fā)生，曾國藩、丁日昌受命處理此事，急調(diào)容閎到天津擔任翻譯。容閎認為這是與曾密切接觸的良機，可乘機向他提出自己的主張，于是急忙赴津。天津教案處理基本結束時，容閎再次向丁日昌詳述了自己的計劃，要他向曾國藩進言。第二天，丁日昌就向曾國藩大力推薦容閎的留學計劃，終于獲得曾氏的首肯，表示愿向朝廷奏請。容閎得此喜訊已是深夜，已經(jīng)上床，睡意頓消，他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予聞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凌云步虛，忘其為偃臥床笫間?！睔v盡艱辛、為之奮斗了十幾年的理想終于快要實現(xiàn)，他確不能不如此興奮；而且他堅信，如果他的教育計劃能夠實行，“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

曾國藩知道此事重大，自己一人的威望仍嫌不足，于是立即聯(lián)合李鴻章等人聯(lián)名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準；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李又聯(lián)名上奏，一方面進一步強調(diào)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盡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確了幼童留學的規(guī)章和具體方法，由陳蘭彬任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

但是，克服了“官方”的障礙后，留學卻又面臨著“民間”的阻力。按照規(guī)劃，決定挑選一百二十名十二歲左右的學生，分四年派赴美國，每年三十名。但官方出錢派人到美國留學，竟然無人愿去！當時人們?nèi)哉J為只有讀“四書五經(jīng)”、由科舉當官才是“正途”，國內(nèi)的新式學校本只能招收到?jīng)]有地位、身份的窮人家子弟，出洋留學更被認為是有辱門楣之舉，被所有人恥笑，略有錢財?shù)募彝ザ疾辉缸拥艹鲅罅魧W。所以，第一批留學生三十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滿額。為宣傳留學，容閎深入江蘇鄉(xiāng)間，又回到家鄉(xiāng)，招收部分家鄉(xiāng)子弟。他還不得不到香港，在英國人開的學校中招收留學生，好不容易才招滿三十個名額。為了完成任務，清政府認為東南沿海一帶向有出洋傳統(tǒng)，所以把留學名額作為“任務”攤派給一些地方。地方官為了完成任務，只得到一些窮苦人家動員把小孩送出國留學。一位留美幼童后來回憶說：“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里，拜訪各住戶，看那一家父母愿意把他們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后來當?shù)厝松⒉剂餮裕f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消?！睘榇蛳朔N顧慮，容閎便以自己的留學經(jīng)歷現(xiàn)身說法，證明留學并不會被剝皮展覽。

從詹天佑的出國留學經(jīng)歷，便可見開創(chuàng)留學事業(yè)的艱難。詹天佑也是廣東香山人，與容閎同鄉(xiāng)。官派留美幼童，詹天佑一家原來并不知道，一位在香港做事的姓譚的鄰居歸來，才將這一消息告訴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并力勸他送詹天佑出洋。詹興洪雖不富裕，但屬小康之家，所以猶豫不決，還是希望詹天佑走科舉之路，升官發(fā)財。但譚姓鄰居因在香港多年，知道外洋的富裕，認為科舉之路最多找到一個“鐵飯碗”，而出洋留學則有可能得到一個“金飯碗”。當時給兒子找媳婦要花很多彩禮錢，詹興洪很喜歡譚家的小女兒，早就想與譚家訂“娃娃親”；譚某也非常喜歡詹天佑，認為此兒聰明、人品好，此時對詹興洪提出，如果送詹天佑出國，他就同意與詹家定親。在這種情況下，經(jīng)過譚某反復勸說，并可省一些彩禮錢，詹興洪才同意把兒子天佑送到美國。

經(jīng)過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湊足了首批三十名官派赴美留學生，于1872年8月中旬從上海起航赴美，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頁。

各批幼童出國前都要到上海出洋預備學校進行初步培訓，臨行前先要到上海道臺衙門向道臺大人磕頭稱謝，因為從理論上說，道臺就是他們的主試官。見過道臺后的第二天，他們還要拜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沒想到見美國駐上?？傤I事時，不僅無須磕頭，反倒是總領事拿出茶點糖果招待他們，熱情親切。中、美兩國官員的這種不同，給孩子們留下深刻印象；還未出國，就開始感到了中、美的文化差異。

到美國后，這些幼童在美國學校上學、住在美國人的家中，他們的行為舉止自然開始變化。容閎積極支持他們參加各種體育活動，籃球、棒球、足球，支持他們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他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例如自行車剛在美國問世時，幼童們也感到好奇，試著騎，耶魯大學第一個學會騎自行車的人就是中國留美幼童；其中一人還當過耶魯大學劃船隊隊長；許多人還學會了跳舞，由于他們彬彬有禮，許多美國女孩都喜歡和他們跳舞，不少美國男生都非常忌妒。在服裝上，他們由于經(jīng)常運動，開始討厭中國的長袍馬褂，而喜歡穿運動衣，最使幼童感到頭痛的是頭上的辮子。因此，有的幼童把辮子剪掉，見清政府的留學監(jiān)督官員時再戴上假辮子，被清政府官員發(fā)現(xiàn)后非常憤怒。幼童們1876年參觀了美國費城國際博覽會，在參觀博覽會的第三天，美國總統(tǒng)格蘭特還專門接見了留美幼童，他主動與幼童握手、照相、親切交談，鼓勵他們用心學習。美國總統(tǒng)平易近人，與見中國官員要下跪磕頭形成鮮明對照。幼童在美國一點點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這些都使他們對中國的專制制度產(chǎn)生反感。

對學生們的變化，容閎認為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其事的陳蘭彬、區(qū)諤良、吳子登等卻認為是大逆不道，雙方矛盾日深。容閎以為雙方的不同通過彼此溝通、交流就可解決，完全沒有想到中國官場政治文化中首先偷偷向上級打對方“小報告”的傳統(tǒng)。陳、吳、區(qū)等不斷向朝廷、李鴻章等暗中“匯報”容閎的“劣跡”。他們攻擊容閎對學生失職縱容、任其放蕩淫佚，并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這些學生被批評為好學美國人為運動游戲之事，讀書少而游戲時多，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竟被說是鼓勵學生加入各種秘密社會，學生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師跪禮，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總之，留學外洋是利少弊多，難得資力，“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于國家，亦且有害于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等等。支持留學事業(yè)的曾國藩已于幾年前去世，國內(nèi)頑固派官員本就堅決反對派留學生，此時借機全盤否定留學事業(yè)，有人上奏稱留美幼童“毫無管束，遂致拋荒本業(yè)，紛紛入教”，甚至原來支持派留學生的恭親王奕也態(tài)度生變。一時間朝野對留學事業(yè)的攻擊、指責甚囂塵上，沸沸揚揚。朝廷于是責令李鴻章等查明此事，對失職官員堅決調(diào)離，對留學生要嚴加管束，有不服從者“即行撤回”。李鴻章立即致信容閎，批評他嚴重失職，要他今后少管留學生事務，同時命令陳蘭彬、吳子登等“設法整頓”留美幼童，但又要他們以大局為重，勿因個人積怨將事態(tài)擴大。

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閎此時才知道陳、吳等人對他和留學生的誣告，憤怒異常，立即給李鴻章寫信說明真相，但為時已晚，朝廷已深受陳蘭彬等人的影響，認為留美幼童問題嚴重，容閎難辭其咎，而且陳蘭彬等人繼續(xù)連上奏章，羅織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將留美學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態(tài)度后，容閎又氣又急，四處奔走，想方設法拜訪、聯(lián)絡美國社會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們的力量勸說清政府改變態(tài)度，挽回事態(tài)。耶魯大學校長樸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學校長、老師、幼童監(jiān)護人聯(lián)名給清政府主管留學事務的總理衙門寫了一封長信，盛贊留美幼童近十年來的表現(xiàn)，說明他們品學兼優(yōu)，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虧一簣，前功盡棄，殊為可惜，對中國損失巨大。大文豪馬克·吐溫親自找到曾經(jīng)訪問過中國、與李鴻章相識的前總統(tǒng)格蘭特，請他幫忙。格蘭特立即給李鴻章寫信，希望中國政府允許這些學生在美完成學業(yè)后再回國，否則極為可惜。

但這些全無用處，當時國內(nèi)朝野上下，無人知道、理解美國名牌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和意義，很可能還以為只是一個“洋私塾先生”呢。而李鴻章得到格蘭特信后則舉棋不定，提出留一半、撤一半的妥協(xié)辦法，顯示典型的“李氏處事風格”。但這時朝廷已決定將留美幼童全部撤回，1881年6月，總理衙門大臣奕上《奏請撤回留美肄業(yè)學生折》，援引陳蘭彬的話指責留美幼童“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不辨是非，“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提出將留學生全部撤回。從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將近十年的留美學習，終于功虧一簣。

與大清王朝撤回留學生形成鮮明對照，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1854年，閉關鎖國的日本被美國軍艦敲開了大門，一些藩國的首領認識到“開國進取”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之道，于是不顧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少數(shù)學生到歐美學習。但自明治維新以后，大量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成為國策，1869年派了五十人，1870年派了一百五十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歐美留學。派出的留學生中還有五名女生，明治天皇還親自接見九歲的津田梅子，慰勉她到國外好好學習；有一位在美國還是詹天佑的同班同學。很多留學生回國后，在日本的軍事、教育、政治各方面的體制現(xiàn)代化變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中、日兩國留學事業(yè)的不同命運，也從一個側面預示了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不同命運。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閎教育興國計劃中途夭折，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不過，其意義卻不容低估。與日本明治時期留學生對本國的作用相比，他們對中國社會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固然要晚得多、小得多，但這恰說明中國的“出洋留學”面臨的反對、困難和障礙要比日本強得多、大得多，所以其“突破性”意義或許更大。從晚清直到民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的近代化事業(yè)艱難行進，人數(shù)不多的留美幼童在這困難重重的轉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其中有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戰(zhàn)中犧牲，國務總理一人，外交部長二人，海軍元帥二人及海軍軍官多人，鐵路專家和管理者十四人（五人是鐵路局長），礦冶專家九人，軍醫(yī)四人，電信專家和管理人員多人（三人擔任電信局長），航運造船多人，包括曾任江南造船廠廠長的鄺國光，創(chuàng)辦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校并擔任第一任校長的唐國安和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而教師、律師、醫(yī)生、新聞媒體人員、商人、金融界人士等則更多。

容閎的以留學為核心內(nèi)容的教育興國計劃雖然失敗，但畢竟是中國教育走向近代的艱難一步，是中國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聲。而且，更是后來越來越強勁的“教育救國”思潮的先導。今日提出的“科教興國”，亦可溯源至此。

“西學東漸”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首批派遣留學生畢竟在當時壁壘森嚴的“夷夏之大防”中打開一個缺口，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直接沐浴“歐風美雨”，開創(chuàng)了“西學東漸”的新階段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