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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自有一種貴族氣質，筆下顯得舒展而從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蹭蹬，寫的又是小市民，行文常常讓人感到急促、緊張。但是在中譯本里，這種差別遠不如原文那么明顯。曹國維先生重譯《罪與罰》時有這樣的體會：陀氏的原文有時看上去顛三倒四，像是在東想想，西想想，然而就這樣，他把一種緊張的心理狀態(tài)傳達給你，抓住你，讓你也緊張起來。這樣的文字，不能去理順，“一理順，緊張感就消失了”。

這是一種對緊張感的感覺。而據(jù)國維兄告訴我，他是在譯了全書將近三分之二的時候，才越來越清晰地找到這種感覺，而后再回過頭去修改譯稿的。由此看來，要找對感覺，非得先把自己浸潤到譯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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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瀾說汪曾祺的寫作是“慘淡經(jīng)營”。汪曾祺的女兒描述父親全神貫注構思時，“直眉瞪眼地坐在沙發(fā)上，像要生蛋的雞”。

這就是浸潤。寫作如此，翻譯也如此。一個譯者，我想，每天都會有類似“直眉瞪眼”地出神的時候。

里爾克（Rilke）在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中寫道：“你要愛你的寂寞?！蔽矣X得這話真像是對今天的譯者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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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麗宏先生在一篇隨筆中提到：“前幾年，讀一本漢譯《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感覺就很別扭。譯詩中的春天是這樣的：‘今年春天一切都很特別，連麻雀的鳴叫也挺歡快。我甚至不想描述心里多么高興和舒坦……’”

他說：“我看不出這春天有什么特別。??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曾經(jīng)使無數(shù)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共鳴，然而我無法相信，這樣的文字，愛挑剔的俄羅斯讀者怎么會因之癡迷？毫無疑問，這一定是翻譯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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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兒，我想起譚抒真先生的一番話。話頭是從一位頗負盛名的演奏教師引起的。這位教師翻譯了一本音樂家傳記，譚先生覺得這本書譯得佶屈聱牙，英文理解既不行，譯筆又過于拘泥。譚老舉了個小提琴演奏的例子。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第三樂章開頭的那個樂句，翻高兩個八度后，聽起來往往音高偏低，祖克曼等名家演奏時情況都是如此。但海菲茨的演奏聽上去就很完美，原因就是他在高音區(qū)拉這個樂句時，每個音都略微拉高了一些。譚先生說：“這時就得拉高一些，因為藝術是以感覺為準繩的?！?/p>

藝術是以感覺為準繩的，這話說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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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印象派畫家高更（Gauguin）說，塞尚（Cézanne）作畫用眼，瑟拉（Seurat）作畫用腦，圖盧茲-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作畫用脾臟，盧梭（H. Rousseau）作畫用幻想，而凡高（Van Gogh）作畫用心。

我想，理想的譯者在翻譯時，既要用眼，也要用腦，用幻想，（脾臟怎么用，恕我不敢妄言，）更要用心，用自己善于感動的心去貼近原著，去貼近作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