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雨在戶外哭泣，瘦葉在窗前瑟縮。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覺得那是一種凝視。

我多想像一個山東漢子，當(dāng)面叫母親一聲“娘”。

“娘，你做啥不吃飯？”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榮城地區(qū)一個靠海邊的小小村莊的山東漢子們，該是這樣跟他們的老母親說話的么？我常遺憾它之對于我只不過是“籍貫”，如同一個人的影子當(dāng)然是應(yīng)該有而沒有，其實也沒什么，但我無法感知父親對那個小小村莊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出生在哈爾濱市，長大在哈爾濱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認(rèn)為是遇到了家鄉(xiāng)人。我大概是歷史上最年輕的“闖關(guān)東”者的后代——當(dāng)年在一批批被災(zāi)荒從膠東大地向北方驅(qū)趕的移民中，有個年僅十二歲的孑然一身衣衫襤褸的少年，后來他成了我的父親。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道！那可是你的根土！”

父親每每嚴(yán)肅地對我說，“咱”說成“砸”，我聽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兒。

我不知我該不該也同樣感到一點兒自豪，因為據(jù)我所知，那里并沒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跡，也不曾出過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還是極想去一次，因為它靠海。

可母親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

母親從來也沒對我說過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話。

她的母親是吉林人么？我不敢斷定，仿佛是的。母親是出生在一個叫“孟家崗”的地方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母親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吧？父親和母親當(dāng)年共同生活過的一個地方？

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常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講她的往事——兄弟姐妹眾多，七個，或者八個。一年農(nóng)村鬧天花，只活下了三個——母親、大舅和老舅。

“都以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過來了。他睜開眼，左瞧瞧，右瞧瞧，見我在他身邊，就問：‘姐，小石頭呢？小石頭呢？’我告訴他：‘小石頭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么？’我又告訴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過氣去……”

母親講時，眼淚撲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頭。一針一針，一線一線，縫補我的或弟弟妹妹們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鬧胡子，你姥爺把騾子牽走藏了起來，被胡子們吊在樹上，麻繩沾水抽……你姥爺死也不說出騾子在哪兒，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塊堆摟在懷里，用手緊捂住我們嘴，躲在一口干井里，聽你姥爺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說騾子在哪兒，胡子見了女人沒有放過的。后來胡子燒了我們家，騾子保住了，你姥爺死了……”

與其說母親是在講給我們幾個孩子聽，莫如說是在自言自語，更是一種回憶的特殊方式。

這些烙在我頭腦里的記憶碎片，加上“孟家崗”那個不明確的地方，就是我對母親身世的全部了解。

母親她在沒有成為我的母親之前拴在貧困生活中多災(zāi)多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后來她的命運與父親拴在一起仍是和貧困拴在一起。

后來她成了我的母親又將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貧困上。

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zé)任……

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為我曾是分擔(dān)著貧困對母親的壓迫，并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它教導(dǎo)我尊敬母親及一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