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生運動是變態(tài)社會的產物

五四運動以后，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領袖先后出國留學。這些人學成回國后，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國民革命運動中。1928年5月4日，正當國民革命軍節(jié)節(jié)勝利，北洋政府即將垮臺的時候，胡適應邀去上海光華大學發(fā)表演說。當時他已經離開北大，擔任了中國公學的校長。胡適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空洞的口號，再加上臺下的大學生在五四運動時年齡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紹了五四運動的背景和經過，然后又分析了它的影響和意義。胡適認為，五四運動除直接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并最終解決了“山東問題”外，其間接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六個方面：

第一，過去的學生只顧讀書，不管閑事。五四運動使他們對社會政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第二，為了參加運動，學生都組織了自己的社團，并創(chuàng)辦了各自的出版物。這對新文學運動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第三，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關心政治，讀書看報，許多學校都創(chuàng)辦了平民學堂，平民教育取得了很大進步。

第四，中國勞工紛紛成立了自己的工會，并與學生運動遙相呼應。

第五，婦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從而形成了婦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個政黨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為自己的骨干。為了給他們開辟言論陣地，報紙副刊也由過去的“捧捧戲子，抬抬妓女”，改變?yōu)檎務摗榜R克思、蕭伯納、克魯泡特金等名詞”了。

在此基礎上，胡適再次強調學生運動是變態(tài)社會的產物。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把這個觀點總結成一個歷史公式，并且用這樣一句話來表述：“凡在變態(tài)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為了證明這個歷史公式，胡適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宋末年的陳東上書、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例，得出如下結論：“政治腐化，至于極點，創(chuàng)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yè)，都有成功之一日?！毕喾?，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種民意機構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就可以安心讀書；他們的興趣，就可以是體育比賽、跳舞看戲、談情說愛了。胡適認為，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都可以證明上述公式正確無誤。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講結束的時候，胡適還充滿感情地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于社會和政治，總是不曾放棄自己的責任，總是不斷與惡勢力作斗爭。為此，“他們非獨犧牲學業(yè)，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犧牲在內了”。他還說：“例如前幾天報上揭載武漢地方，有二百余共黨員，同時受戮，查其年齡，幾皆在二十五歲以下，且大多數(shù)為青年女子。照人道來講，他們應該處處受社會的保障，他們的意志，尚未成熟，他們的行動，自己不負責任，故在外國，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優(yōu)待，減刑一等，以示寬惠。中國的青年，如此犧牲，實在太大了！”①

四、為個人主義正名

1935年是五四運動16周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紀念五四》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仍然像往常一樣首先回顧了五四運動的經過，并披露了五四運動的爆發(fā)與蔡元培有直接關系。

文章說，1917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后來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對舊禮教、提倡白話文為主，并且有意不談政治，從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學術文化領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的消息傳來之后，北京各學校放假三天，慶祝協(xié)約國的偉大勝利。整個北京就像陳獨秀所說，“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