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他常有出口傷人之語，但為人還是有原則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是上海寫作組“羅思鼎”的成員，我也被借調(diào)到中宣部參加擬定“二月提綱”的工作。上海和北京這兩個陣地，被視為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次他來到我家，一進門就趾高氣揚地宣告:“現(xiàn)在我們可是對手了!”我說:“這有關(guān)系嗎?”他哈哈一笑:“當然，沒關(guān)系?！蔽覀儽荛_彼此的工作，相談一如既往。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為號角，在全國掀起打倒一切的風暴，北京的“二月提綱”被認為是包庇吳晗，成為眾矢之的。然而任憑社會上暴風驟雨，我和他之間風平浪靜，他更沒有落井下石。在兒子打倒老子、妻子揭發(fā)丈夫、人人發(fā)狂的年代，做到這一點，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駕鶴西去，對他緬懷最深的除了親人就是他的學生。他有獨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學生都愛聽他的課，他擁有眾多的粉絲。經(jīng)他教誨的學生，幾乎眾口一詞稱贊他這樣的老師。多年來他一直站在教學第一線，出了名的嚴厲，他能將學生的作業(yè)改掉三分之二，從不手軟。對學生他注重的是基礎(chǔ)訓練和獨立思考精神的培養(yǎng)，他曾擬出一百道文史試題，讓學生任意挑選一道，寫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據(jù)文章逐個對學生面試，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對學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癥晚期，仍然堅持一步一步艱難地爬上三樓，親自為學生授課。他臨終時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諾的書稿尚未完成。他就是這樣一個為學業(yè)而生、為學業(yè)而狂、為學業(yè)而死的人。學術(shù)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熱鬧，少了他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離去給朋友留下不盡的思念。與他唇槍舌劍對陣多年的王春瑜也稱贊他的學問功底，在他病危時多次想與他通話，以表白對他的關(guān)切，又對我說:“他目空一切，罵了許多人，可對你卻是很好的?！笔堑?，他對我不錯，不過也只是沒有罵我而已。其實，他對女學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與他同行，同進一道門，他必定停頓一下讓你先行，彬彬有禮。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進天國，再也回不來了。他究竟是個什么人啊!他有傳統(tǒng)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紳士的風貌，這兩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使他成為中國學術(shù)界的另類，這就是他——我的老同學，朱維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