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是個有良知的學者，當初對處死沈元沒有異議，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發(fā)表《讓青春發(fā)出光輝》一文，列舉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在青年時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貢獻的事例，鼓勵年輕人及早成才。就是這樣一篇好評如潮、與沈元并無關系的短文，也被斥責為沈元張目，對年輕人的熱情期望被無情地踐踏，有何天理可言! 沈元之死他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則何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是他，首先提出為沈元平反的問題。要知道這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不是沒有風險的，事關“叛國”，誰又膽敢染指這一重大案件! 有幸的是，劉導生已調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黎澍的建議很快得到劉導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機緣巧合啊!是他倆賞識沈元，把他引進學術界，成就了沈元的聲名。 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厄運，招惹是非，身遭劫難，為避難而引頸就擒，如今也是他倆在努力，力圖放松沈元頸上的繩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審定，作出罪不當死的結論，給予平反，了卻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為枯骨，再也聽不到為他不平、為他流淚的親友的呼喚，但這一結論對他的家人，對所有為他負疚的同人，是一種解脫。這也只能是對后人的一種象征性的安慰。在“文化大革命”暴政擠壓下的人性，只能容有這一絲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彌補的是，沈元永不歸來了。

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他的后事，家屬的下落，也杳無音信。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與他有相似經(jīng)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愛國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錯劃右派，導致傅聰?shù)某鎏樱德數(shù)某鎏佑旨又亓烁道椎淖锩?，父子之間惡性牽連，禍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婦雙雙自殺，這是傅雷抑或傅聰之過? 都不是。在葉永烈的《傅聰緣何避走海外》一文中，傅聰袒露出逃的心情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yè)，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fā)兒子，兒子揭發(fā)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永遠是內疚的?！?/p>

漢堡大學著名教授關愚謙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運，“文化大革命”中他化裝成日本人避難西方，殃及妻兒親友，被視為十惡不赦，可他也有一顆愛吾中華的心，多年來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為德中友好協(xié)會的負責人。他們都為當初的行為負有深深的自責，可都以赤誠之心努力補救遺憾，續(xù)寫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實際行動表明，他們并不失為一名愛國者，為此也獲得國家的諒解。1978年鄧小平批示:“傅(聰)探親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p>

見《報刊文摘》，20060123。又見《上海采風》，2006（1）。

關愚謙的歸來也得到高層領導的同意，并受到國家的禮遇。

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xiāng)? 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韙而自救救人，對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評說。如今他們都已有了完滿的結局，這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沈元，可嘆的是，他已永遠沒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終止，使他再無機會表現(xiàn)對國家的忠忱，而留下的卻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刺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