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說真話是什么后果，有時是禍患無窮啊! 我有個品學兼優(yōu)的同班同學，安徽人，“大躍進”中回家探親，發(fā)現(xiàn)他一家活活餓死了五個人，只剩下兩個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紀律性很強的復員軍人，回校后并未聲張，只向組織作了匯報，并私下向同學要了一些糧票。這些使他橫遭批判，變成內控對象，畢業(yè)后被發(fā)配到邊遠地區(qū)。60年代近代史所有個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因為翻譯了赫魯曉夫報告被打成右派開除，摘帽后因為一篇出色的論文被調到研究所，在那個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報》整版發(fā)表學術論文的青年學者，名氣很大?！拔母锎蟾锩逼陂g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掃地出門，到街道又被趕走，投奔親戚，沒人敢收留，他無家可歸，吃住無著，為了活命投奔蘇聯(lián)大使館，被抓回，定成叛國罪。發(fā)回本所討論，全所同人一致通過給他以極刑，包括當初賞識他的黎澍。后來我到所后，私下打聽，發(fā)現(xiàn)有許多同情者，但當時沒有一個人敢為他說話，可見許多人是違背良心的。這怪他們嗎?不!“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在信陽農(nóng)村干校勞動，才知道三年困難時期這里餓死上百萬人，有的全家死絕，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令人驚詫的是，事態(tài)發(fā)展到這一步居然沒有發(fā)生動亂。事實并不如毛主席所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極端的高壓中，是無人反抗的。信陽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準備到北京告狀，但走不出縣界，就被作為反革命處治。后來據(jù)說因為李先念回蔡縣探親，發(fā)現(xiàn)鄰縣信陽的災情，錯誤才被糾正。據(jù)官方統(tǒng)計，在這時期全國餓死的有兩千萬人，民間統(tǒng)計有三千萬。

在這種情況下，說真話怎能不成為道德的最高品節(jié)哩! 這是中國的國情，不會為外國人理解，也不會為現(xiàn)代年輕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會，有一位年青作家當著許多學者的面指責說:“你們這一代人太沒有骨氣了，難道就不會辭職? ”這句話問得我們哭笑不得。

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異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異化。在1959年的“交心運動”中，人人都把最切己的隱私全部晾出來交給黨，比天主教徒向神父懺悔還徹底，因為宗教并不要求你說自己沒有的東西，可“交心運動”，要把自己說得最壞、最丑，還要公示于眾，才是對黨的最忠心。因此你說你自己壞，我說得比你還要壞；壞得還不夠，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這不是對別人，是對自己，是自己給自己貼小字報、大字報。就這樣在年青的大學生中展開了一場踐踏自己的競賽，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我有一個同事甚至編造出在朦朧中想謀害毛主席的一閃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惡極的反革命來顯示忠誠，發(fā)瘋一樣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議。后來我成為他專案組的成員，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

那個時候中國人為什么這樣瘋狂地踐踏自己和同類，這也許是后人永遠不理解的謎團。不進入這特定的歷史情境，感同身受這一代人的苦難和精神殘缺，又怎能找到答案？

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一樣。他本名李忠，參加革命時化名李慎之，名為心聲，由此可見，他是以謹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產(chǎn)黨的，并沒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軟弱過，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殺，有時他對著鏡子伸出舌頭，恨不得一剪子把這惹禍的舌頭剪掉。這樣的苦痛、惶惑、動搖，是由于全身心地獻身他信仰的事業(yè)，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無情地拋棄。所謂的“錯誤”是他遵循黨的教導說了一點真話的結果，那足以使人遭受滅頂之災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欽定的，這怎能不使一顆赤子之心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