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世俗理性”的概念來概括士大夫教化民眾的觀念，把精英的理念推向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國是禮俗社會，以禮化俗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

禮俗社會具有禮俗文化。禮俗文化就一定要帶“俗”，對“俗”要進行研究。我曾和李澤厚交換過意見，他認為“生活是個本源”，我說，你從哲學方面提出問題，我要從歷史方面去說明。在20世紀80年代當我寫晚明城市風尚變遷時，談到由消費生活啟動而引發(fā)倫理道德觀念的變遷，研究上層社會通過哪些渠道來改變民情風尚是重要的一環(huán)。這是貼近社會、貼近民眾生活的課題，也是新時期史學發(fā)展的方向。

從社會文化現象來看可以解釋許多歷史問題。比如說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這么長？一般都是從經濟、地理環(huán)境方面去解釋，但也可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中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一貫到底，融入民眾的生活方式，以禮化俗，主導俗的發(fā)展，致使禮中有俗，俗中有禮，禮與俗的契合，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凝聚力，這是禮俗社會的一大特色。它是通過什么渠道，怎樣廣布全社會？中國士大夫是如何建立教化民眾的使命感？歷史學家應該去解釋很多歷史問題，解釋了這些東西就會有很多智慧在里面。解釋是有困難的，也有時會解釋錯，但這都不妨礙你以科學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種真實、無誤的知識去說明。

有人問我是否受到年鑒學派的影響，為什么有些新看法一定是來自外國呢？！我恰恰是從本土出發(fā)得出的結論，要說有相似之處，那只能說是歷史有普世現象。中華民族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只要有一種開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們也會形成自己的學派。我國的禮俗文化有豐富的文化底蘊，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觀念。研究工作不光是受外面的影響，本土研究也可以影響外面。

從傳統(tǒng)到現代史學功能已經有所變化。當前的史學功能應該是教育為上，包括知識教育、素質教育，也包括給人以智慧。未來社會是一個智能競爭的社會。智能怎么開發(fā)？把歷史只看成為領導提供資政的東西我看沒有多大前途，但作為對民眾的教育它會有很大的功能。現代化的發(fā)展，必然會使一些傳統(tǒng)的學科發(fā)生新陳代謝。歷史應該在未來社會的智能競爭中發(fā)揮作用，研究者必須調整自己的智力結構。

1985年在《哲學研究》上我發(fā)表了《略論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一文，也是有感而發(fā)。在研究所里，像范老就主張史學家應該成為百科全書，像字典一樣。我很尊重范老，但這個觀點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學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動性。我認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對史學工作者來說，主要表現為對史料的選擇、判斷、推理、概括和說明的過程。這是包括記憶力、思維力、創(chuàng)造力和表現力的綜合智能，所謂智力結構就是這幾方面的有機組合。

林甘泉先生在歷史所里也推薦了我的這篇文章，說是代表了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的思想。其實問題很簡單，為什么過去不能發(fā)現？一方面有“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另一方面存在著因循的傳統(tǒng)，后輩人只是跟著前輩人走，只是去進行考證和補充。史學人才有兩種：一種是開拓性人才，一種是建設性人才?，F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設性的人才，但是必須有開拓性的人才提出課題。這是我借用愛因斯坦關于自然科學的說法，其實任何學科都是需要的。史學研究需要進行開拓，史學工作者要從自身去進行思考，不要只考慮市場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