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說，科學知識分子比人文知識分子人品高尚，肯定 是不對的?？茖W知識分子里也有卑鄙之徒，比方說，前蘇聯(lián)的 李森科。但我未聽到誰對他的學說說過什么太難聽的話，更沒 有聽到誰作過這樣細致的分析：李森科學說中某個謬誤，和他 的卑鄙內心的某一塊是緊密相連的。倘若李森科不值得尊敬， 李森科所從事的事業(yè)——生物學——依舊值得尊重。在科學 上，有錯誤的學說，沒有卑鄙的學說；就是李森科這樣卑鄙的 人為生物學所做的工作也不能說是卑鄙的行徑。這樣的道德標 準顯然不能適用于現(xiàn)在中國的藝術論壇，不信你就看看別人是 怎樣評論賈平凹先生的《廢都》的。很顯然，現(xiàn)在在中國，文 學不是一種超越現(xiàn)世、超越人類的事業(yè)。我們評論它的標準， 和三姑六婆評價身邊發(fā)生的瑣事的標準，沒有什么不同。賈先 生寫了一部《廢都》，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門，我們不但 要說衣服不好看，還要想想她的動機是什么，是不是想要勾引 誰。另外哪位先生或女士寫了什么好書，稱贊他的話必是功在 世道人心，就如稱贊哪位女士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一樣的。 當然，假如我說現(xiàn)在中國對文藝只有這樣一種標準，那就是惡 毒的誹謗。杜拉斯的《情人》問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種譯本（包括臺灣的譯本），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國內尚未見到， 好評就不絕于耳。我們說，這些將是傳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現(xiàn) 世的標準、道德的標準來評判的。這種標準從來不用之于中國人。由此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外國人可以做超越人類的事業(yè)，中國人卻不能。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是在使用一

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 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想法 的背后，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 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做同種，只有主觀的評價，因此 我們的文化事業(yè)最主要的內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 此種界限為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當年孟 子如此來評價楊朱和墨子：“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現(xiàn)在我 們則如此地評價《廢都》和一些在國外獲獎的電影。這些作品 好不好可以另論，總不能說人家的工作是“禽獸行”，或者是 “崇洋媚外”。身為一個中國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別人“推 己及人”的次數(shù)，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我要說的不 是自己不喜歡做中國人（這是我最喜歡的事），我要說的是， 這對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很是不利。

我認為，當我們認真地評價藝術時，所用的標準和科學 上的標準有共通之處，那就是不依據(jù)現(xiàn)世的利害得失，只論其 對不對（科學）、美不美（藝術）。此種標準我稱為智慧的標 準。假設有一種人類之外的智能生物，我們當然期望它們除了 理解人類在科學上的成就之外，還能理解人類在藝術上的成 就，故此，智慧就超越了人類。有些人會以為人類之外的東西 能欣賞人類的藝術是不可能的，那么我敢和你打賭，此種生物 在讀到尤瑟納爾女士的書時，讀到某一句必會擊節(jié)贊賞，對人 類擁有的胸襟給予肯定；至于它能不能欣賞《紅樓夢》，我倒 不敢賭。但我敢斷言，這種標準是存在的。從這種標準來看， 人類僥幸擁有了智慧，就該善用它，成就種種事業(yè)，其中就包 括了文學藝術在內。用這樣的標準來度量，小說家力圖寫出一本前所未有的書，正如科學家力圖做出發(fā)現(xiàn)，是值得贊美的事。當然，還有別的標準，那就是念念不忘自己是個人，家住 某某胡同某某號，周圍有三姑六婆，應該循規(guī)蹈矩地過一生， 倘有余力，就該發(fā)大財，當大官，讓別人說你好。這后一種標 準是個人幸福之所系，自然不可忘記，但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 子，前一種標準也該記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