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觀止》入選80篇外國美文，也就是說，選用了80篇譯文。我對譯文的要求比較高。我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起至本世紀初，先后在京、津、滬四家文藝出版社出版過文學譯作。我追求的是神譯，厭惡拘泥于原文的洋腔洋調(diào)、詰屈聱牙的句式。

關(guān)于文學翻譯，在1992年春天，我和詩人、報告文學家、翻譯家徐遲先生于深圳西麗湖度假村有過一次交談。徐遲譯過莫德的《托爾斯泰傳》、荷馬的《伊利亞特》、愛倫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湯達的《巴爾瑪修道院》、《雪萊詩選》、梭羅的《瓦爾登湖》，故對文學翻譯很有經(jīng)驗，有他獨到的見解。他說，翻譯應追求等值。既然是文學翻譯，首先要有文學性。他推崇林琴南的譯文。他說，一個美籍華人和一個美國詩人合譯的《唐詩三百首》，首首有不妥之處。翻譯應正確表達原文的內(nèi)涵、意境和神韻。這時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著名文藝理論家王元化先生，從花徑上踱過來，加入我們的閑談。三人一起議論、比較梁實秋、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曹未風、方平、朱生豪等名家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優(yōu)劣。大學者王元化先生對莎翁作品很有研究。他眼鏡片上閃爍著夕陽的余暉，轉(zhuǎn)身對徐遲說：“朱生豪的譯文好，是因為他母語水平高，中國古典詩詞爛熟于心，故筆下文字融會貫通，翰墨飄香，很傳神，念起來瑯瑯上口。你叫他完全忠實于原文，風格就沒有了。”徐遲點頭首肯。我聽著他們的談話，更堅定我神譯的主意。編本書時當我實在找不到理想的譯文，只好采用自己的譯作，例如屠格涅夫的《樹林和草原》。

我對編入本書中不同時期的譯文略加潤飾，以期更符合今日漢語的表達方式。每篇譯文后都注上譯者姓名。少數(shù)找不到譯者名字的，只能暫付闕如。

四

寫作要獨特，編書也要創(chuàng)新，需獨辟蹊徑，與眾不同。與眾不同，它才有存在的理由。猶如一片原始森林，萬木迥異，千花齊放，百鳥爭鳴，彼此互補，相得益彰，方能形成一個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繁榮局面。我在幾百字的題解和導讀中，一般不作平鋪直敘的介紹，總要點明作者的寫作背景、指出他的寫作方法、描敘他的生活細節(jié)、記述他的創(chuàng)作特點，盡量做到對正文有所補充、有所豐富、有所延伸。故寫一則五六百字的簡介和藝術(shù)分析，往往要看作者幾十萬、上百萬字的作品和關(guān)于他的傳記，這才能統(tǒng)觀全人，尋覓到簡潔的語言，精確概括他的創(chuàng)作風貌。我希望我的導讀本身具有文學欣賞價值，能真正起到綠葉配紅花的作用。

試舉朱德《母親的回憶》為例。朱德母親于1944年2月15日辭世。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fā)表悼文，回憶他母親任勞任怨、勤儉持家、寬厚待人的一生，回憶他母親種田、喂豬、養(yǎng)蠶、挑水、擔糞、做飯、縫衣的一生。他母親是中國千千萬萬個既平凡又偉大的母親的代表。母親去世了，他很悲痛。他誓言繼續(xù)盡忠于我們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yè)，以此報答母親的深恩。緊接著我點明這篇悼文的時代背景：“1944年春天，正當蘇軍大規(guī)模反攻把入侵德軍全部趕出蘇聯(lián)領(lǐng)土、盟軍即將在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zhàn)場、中國抗戰(zhàn)敵后戰(zhàn)場開展局部反攻、已現(xiàn)勝利曙光之際，人民子弟兵的總司令，為報母親深恩，發(fā)出了這樣的心聲，立下了如此的誓言。”

再以司馬遷編撰《史記》為例。我在司馬遷《報任安書》導讀中，介紹他“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帶，踏訪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歷史人物故事以及許多地方的風俗民情。這種到大江南北的游歷，這種為編寫《史記》作準備的文化考察，后來成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離開書桌、跋山涉水、寫作《文化苦旅》的崇高典范。”這樣打通古今，拉近距離，會使讀者感到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