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這種境遇中的女性真可謂萬劫不復了：她的家庭生活一部分是外人看得見的，是成功和令人艷羨的；但是，還有另外一部分是外人看不見的，是悲慘的、非人的。到底她該怎么判斷自己的生活？對此做出什么樣的評價？她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的？她是否應該堅持自己在臥室中看到的真相？是堅持從臥室這個視角去看問題，還是相反？這樣一樁僅僅掌握在她一個人手中的真相到底有多大意義？是僅僅對她本人有意義，還是對他人也有意義？思考這些非常艱澀的問題，很難得出一個統(tǒng)一的結論，因為事情本身就是分裂的，外表的東西和內在的東西如此難以銜接。她在這中間努力掙扎、輾轉反側、反復猶疑，多次對自己說，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xù)下去了，必須立刻終止，但是總會有別的事情冒出來將注意力轉移，讓她覺得臥室里的事沒有什么大不了，于是一再拖延下去。某種界限一再動搖，一再遭到模糊，到頭來連她自己也弄不清事情是怎么開始的，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在這中間是否有人要承擔責任，或者由誰來擔負主要責任。用哈維爾的話來說，生活是一個有機體，損害其中的一個器官可能會影響到整個肌體。失去了臥室里的真相，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個結果，也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個開端。

順便說一下，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把握“經驗的真相”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情。有某種東西存在于某處，人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它的存在，但是，肯定它的存在，允許它進入視野，漸漸能夠和它產生對話，尋找出與它交流的語言，是一件吃重的工作。這里用得上一個詞“確認”，有事實存在于某處，但是，人們沒有對此加以確認，把它認可和接管下來，它就如同不存在一樣。這里需要敏感、需要誠實、需要堅持、需要和“生活隱藏的層面”進行對話，把眼光放在“名不見經傳”的事實上面，發(fā)掘出掉在生活縫隙中的東西。簡單地說，多請教自己生活中的經驗，而不是請教名師、大師。很可能，只有建立在“經驗的真相”基礎上的理論框架或者結構，才有可能是結實的、站得住腳的。

回到我們的論題上去。即使在那種因為不被確認而倍感痛苦的情況下，令我感到困惑的也不是我自己的這個性別，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另外一個性別。我漸漸發(fā)現，這不是發(fā)生在某些個人身上的事情，不是某些個人的思想品質或者心理生理有什么問題，而是一種和中國傳統(tǒng)有關的某種性別現象。確切地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傳統(tǒng)政治中存在著某種病毒，這種病毒隱藏在誰的身上、什么時候發(fā)作并不重要；實際上，攜帶這種病毒的人，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對于在他身上發(fā)生的事實，他本人也困惑無比。他無意傷害任何人，到頭來卻深深地傷害了他最不想傷害的人。如果說他有什么不滿，他只是對自身的行為、狀態(tài)感到十二分的不滿。他也在苦苦掙扎，在進行某種自我戰(zhàn)爭，想要擺脫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但結果發(fā)現這非常難，難得像要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面一樣。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病毒不是一代人、兩代人所能夠制造的。

在下面嘗試對這種病毒進行分析之前，還應補充一句：我提及這種現象，并不否認在中國存在制度上的男女不平等，制度上的“男尊女卑”過去有，現在也有；對此，和對于其他不平等的制度一樣，我一概地不接受并予以反對。但同時要考慮到，一種制度具有若干個側面，很可能某種制度內部即存在許多斷裂，因而它呈現出許多不同的具體面貌，不可以用一句制度上的結論就把所有問題解決了。我將切入的這個角度，也是整體上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的一個側面，只是它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至今人們談論得很少，尤其是給女性帶來的影響，比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已經涉及的，還要復雜、纏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