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wǎng)上看到一篇文章：《內(nèi)政作君子，外交當小人》。作者認為，一個國家的政府，主要有兩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內(nèi)政，第二件事是外交。處理內(nèi)政要以君子思維為主，政府官員、政府政策、國家法律，在對待國民的問題上，要坦坦蕩蕩；外交要以小人思維為主，在處理對外關系時，要盡可能周旋，據(jù)理力爭，寸利不讓。君子與小人是截然相對的概念，以此來解釋國家職能的內(nèi)外兩面，倒是有一點新鮮，也有一點形象。

所謂君子，以前是對統(tǒng)治者和貴族男子的通稱，或者妻子稱丈夫，后來則主要泛稱有才德的人。小人呢？以前還有自謙的意味，后來就是專指那些行為不正派的人了。錢泳《履園叢話》認為：“行仁義者為君子，不行仁義者為小人?！本褪钦f，君子和小人是通過個人的后天行為來區(qū)分的。所以他的“君子、小人，皆天所生”，不是說二者先天即有，而是說是一種必然存在，因此，“將使天下盡為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饼彑樤凇冻擦止P談》中也有一說：“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這應該是氣話。在他看來：“漢末名士，乃是真名士；宋世儒者，乃是真儒者。漢亡而宋弱，剝床之禍烈矣?！闭婢佑彩菙巢贿^真小人，龔煒很有些無奈，只有恨恨地道出心中的感慨了。剝床，代稱殘害忠良或迫身之禍，語出《易經(jīng)》：“剝床以足，以滅下也?！鼻宄悏衾住吨芤诇\述》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庇终f：“陰禍已迫其身也。”剝床就成了專有名詞。

根據(jù)人的行為，劃分出君子與小人兩大行列，只是一個類的劃分。實際上在君子或小人的隊伍中，也是千姿百態(tài)、千差萬別的，所以錢泳還說：“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于是，“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nèi)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nèi)君子者有之，不可一概而論也”。想一想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倘若二者涇渭分明，一目了然，人類豈不是可以肉眼分類？莊綽在《雞肋編》推薦一首五言絕句，說是可以鑒別“小人之相”：“欲識為人賤，先須看四般，飯遲屙屎疾，睡易著衣難。”認為拿去當樣板，“蓋無不應者”。老實說，字面雖然不難理解，但除了“為人賤”三個字之外，筆者還真參不透其中的玄機。倒不如同書另載的一件事容易判別：唐太宗賞玩禁中樹，說：“此嘉木也！”宇文士及立刻“從旁美嘆”，跟著喝彩。太宗乃正色曰：“魏征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痹谔谘劾?，隨聲附和者就是小人的一種。

君子、小人既然有“千百等級”之分，就必然有極品產(chǎn)生：極優(yōu)品或極劣品。周锜《寓圃雜記》載，明憲宗也就是成化皇帝“很知人”，有一天他對通政陳定說：“尚書蠱寬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是小人中小人。”有一年元宵觀燈，成化帝命大臣皆賦詩，詩成，“有鈔幣之賞”。甄容也來了一首，但成化帝看也不看，說：“汝素不能也?！钡矝]讓他空手，“與餅餌數(shù)枚”，不是獎賞，而是“以赧之”?？雌饋恚拇_骨子里瞧甄容不起，可怪的是，周锜說，成化知道蠱寬和甄容如此不同，“然各任其材，曹無廢事”，如甄容這種“極劣品”究竟從事什么才合適呢？遺憾《明史》里沒有二人的傳，使我們無從了解成化帝的判別標準。

《三垣筆記》載，明朝崇禎皇帝即位，侍御倪文煥以附崔呈秀而被削職回家。他的同鄉(xiāng)、中書喬可聘去看他，文煥神色沮喪。喬可聘說，別的人不用說了，楊漣、左光斗兩人，“以忤珰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倪文煥說：“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原來是兩個君子。”倪文煥這是在試圖模糊君子和小人的原則界限，以為自己開脫。崔呈秀是什么人？《玉鏡新譚》載“惡黨之私呼魏忠賢”，別人都叫他“九千歲”，而崔呈秀“直呼為親父”！后面一則更說他，“其不忠不孝如梟獍，其殘害忠良如豺狼，其貪婪淫穢如狗彘”。梟獍、豺狼、狗彘，疊加在一起，崔呈秀是什么貨色就很清楚了。當然，我們要依照古人對動物的認識，比如他們認為梟為惡鳥，生而食母；獍為惡獸，生而食父，所以梟獍就是忘恩負義之徒或狠毒的人。同朝梅之煥說：“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前面半句用之于倪文煥與崔呈秀，恰當不過。

清代學者王士禛還有一個觀點：“待小人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在大的原則來看，說得非常在理；但今人一般都是把貪官比作小人，從這個角度看，王的話就不能茍同了。

200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