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礦單位散布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就像一個個島嶼一般——它既是語言學意義上的方言島，也是文化意義上的孤島。我們幾乎不說（也不太會說）當?shù)胤窖?，而是講一種很少卷舌的普通話，北京來的子弟給它添加了少許副詞和形容詞，比如，意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蓋”，東北來的子弟則讓 “賊”理所當然地成為我們語言的一部分。至于上海的子弟，他們和他們留在上海的親戚，在那個短缺的年代，幾乎塑造了廠里人對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雪花膏、麥乳精、縫紉機、永久牌單車……若干年后我聽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竟沒有絲毫的疏離感。一家上海人在廠里開了二十多年的早餐鋪，全廠的人都喜歡他們家的生煎包，以至于有傳言說，他們一定是在肉餡兒里放了罌粟。

那時廠里有個“一二商店”，還有個新華書店，書店柜臺后面拉著好幾條繩子，漫畫書就像晾衣服一樣掛在繩上，很是吸引人。母親和兩位店員相熟，我得以享有在柜臺后隨便看書的特權，甚至可以把新書包上書皮帶回家看。

除了鄭淵潔的童話和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看得最多的就是圣斗士，對處女座沙加求死那一集印象尤深：“花開，然后花謝；星星是璀璨的，可那光芒也會消失；這個地球、太陽、整個銀河系，甚至連浩瀚的宇宙都會有消亡的一天……”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還有哪本漫畫會教人以“無?！蹦?？

大陸的廠礦和臺灣的眷村有幾分相似，但廠礦從來沒有過屬于自己的記憶，更不用說發(fā)展出眷村文化這樣的東西了。出身清白的建廠者培養(yǎng)出他們又紅又專的子女，再由國家把他們變成崗位上的螺絲釘。母親初中畢業(yè)就進廠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后，軍工廠開始發(fā)展民品，母親在一家附屬廠里做鋼瓶質檢工作，1980到1988年是利潤最好的時期，“現(xiàn)在看，廠領導傻，利潤都上交了，沒有改善職工福利?！蹦赣H說。她和廠里幾個技術骨干，曾有機會跟車間主任去海南，參與創(chuàng)辦一家合資工廠，但是主任終于因為害怕砸掉鐵飯碗而退縮了，我們也失去了成為特區(qū)人民的機會。

小學時，每到過節(jié)獨生子女就要發(fā)各種東西，兩個廠的子弟小孩攀比：我多發(fā)了雙白球鞋，你多發(fā)了支鋼筆。后來比的是誰家有電子琴，誰家最先裝電話。不過“拼爹”的年頭沒有持續(xù)多久，一個重要原因是，那些利用改制賺了大錢的爹地們都去北京、上海、長沙買房子，然后搬走了，留下來的無望的父母過早放棄了自己的人生，開始“拼崽”。

從小到大，眼看著父母這一代在必然性與偶然性間，在不如意與更不如意間掙扎，覺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間大多數(shù)痛苦的來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很難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給誰，無論它是一個集體，還是一位神靈。而年歲漸長，雖不認可，也開始有限度地配合這種控制與掙扎，平心靜氣地不定期當一個展覽品。

和母親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聊天，聽到又一個子弟小孩的故事。女孩和我同齡，赴法留學前堪稱“考出去”的典范，沒想到在法國信了教，回國后跑到香格里拉支教，認識一個“瘋子老公”，被他“迷得要死”，家里不同意，她不惜和父母斷絕關系，跑到西藏當野人。根據(jù)母親提供的線索，我在網上搜到另一個版本：留法美術碩士云南支教找到Mr.Right，兩人志趣相投赴西藏傳教，現(xiàn)在他們居住在京北農村，清貧而滿足。

兩個故事，你選擇相信哪個？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下崗和待崗現(xiàn)象已非常嚴重，廠里人心浮動，大家都在說貪污腐敗問題。我讀初中，被教科書收拾得一身正氣加一臉天真，還沖動地要給央視《晚間新聞》寫信、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來反映問題。廠新華書店一本名叫《中國還是能說不》的書及時轉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忘記了國家領導人的名字，開始為釣魚島憂心忡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