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一個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村莊里，父母打孩子是家常便飯，而且“好孩子”都是被打出來的。但假如有一天，有個男孩去了另一個遙遠的異邦村莊，發(fā)現(xiàn)父母基本上不打孩子，而那個村莊居然也有很多“好孩子”，他會作何感想？在一個世世代代恪守“守寡戒律”的村莊，有一個喪夫的女子，有一天到了另一個遙遠的村莊，在那里她見證到女人居然是可以改嫁的，而那個村莊竟然沒有“秩序的崩潰”，她又會作何感想？

在見證了異邦別樣的生活之后，他們的視野發(fā)生了轉變。他們不再可能如同“出走”之前那樣，將“打孩子”或“守寡”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他們知道“生活可以是不同的樣子”。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必定會放棄原有的習俗。這個男孩可能仍然心甘情愿地接受“嚴厲的”教育方式；這位寡婦仍然可能繼續(xù)堅守她的貞節(jié)事業(yè)，甚至為此更加驕傲。但他們的理由變化了，或者說，他們需要一個理由來面對“異邦”的另類可能性。在此，我們沒有假定“異邦的村莊”代表了什么“普遍真理”，也無須主張“不打孩子”或“允許改嫁”的文化就是“更高的文明”。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另一種情景——異邦的村民遠游到了“本邦”，驚奇地發(fā)現(xiàn)：打孩子可以成為一種教育方式，而且沒有多少孩子“被打壞”了；守寡可以是一種忠貞的方式，也并非那么不可忍受?！爱惏钊恕币矔虼诵纬蓪ψ陨砹曀椎姆此家庾R。

所謂“洞穴”，就是由特定習俗構成的社會。生活在特定的習俗中而不自知，是一種“前啟蒙”的狀態(tài)。而我所理解的“啟蒙”，就是獲得對自身“洞穴性”的一種自覺——意識到自己生活在洞穴之中。我們不需要假設看見了“光明”才能獲得這種自覺意識，只需要知道“生活可以是別的樣子”就夠了。

如此理解的啟蒙仍然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習俗本來無須理由，而在啟蒙之后，各種習俗就會面對各種理由的挑戰(zhàn)，也需要用理由來應答和辯護。于是，“說理”就成為啟蒙之后的文化核心。而任何“不由分說”的政治與道德秩序，也就越來越難以維系。